□戴连渠

（接8月19日第五版）在川渝一带居民中，賨人的基因深深地隐藏在浩瀚的人海里，而不断出土的青铜器，似乎印证着賨人那段永恒的辉煌。重庆市博物馆曾得“汉归义賨邑侯”金印一枚。

賨人是有个性的民族，敢于反对暴政，《华阳国志·巴志》载，东汉灵帝时(公元168年—189年)益州计曹掾程苞向灵帝说过賨人不甘压迫的个性。东汉顺帝、桓帝之时，“板楯数反”；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板楯复反”，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州郡连年苦之。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宕渠賨人响应震撼全国的黄巾大起义，攻打城邑，杀死官吏，“拘迫衣冠(地主官僚)”。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张鲁居汉中，传五斗米教，奉信巫觋的賨人在杜镬、朴胡、袁约的带领下，于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反叛，起兵响应。朝廷不断派兵征缴，也“连年不能克”。

晋元康年间（291—299年），略阳、天水一带遭受旱灾，饥荒严重，灾民纷纷流入川北、汉中地区的氐人（北徙的賨人）数万家。朝廷强迫这些流民返回原籍。宕渠賨人李虎之子李特站出来赈济同族兄弟，并请求当地官员就地安置，但遭到拒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特把这些流民组织起来，不到半月，便集结2万余人，迅速组成流民起义军，推翻晋朝统治。永兴三年（306年），李雄即皇帝位，国号大成，年号晏平（后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起义军东、西、南、北征战，捷报频传。成汉版图扩大到今四川全境、云南、贵州北部（《辞海》）。李雄在位31年，注重恢复农业，减轻赋税，创立学宫，重用人才，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出现“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局面。李雄非常崇拜三国时蜀国的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尤其诸葛亮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令他感佩不已。西晋末年，李雄为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在成都市南郊建立了武侯祠。明初，与纪念蜀汉皇帝刘备的汉昭烈庙合并。

渠县城东26公里处有纪念賨人尚武精神的賨人谷，面积达41平方公里，以奇山、秀水、幽洞、丽峡、飞瀑、湖泊、涌泉、怪石、古栈、茂林著称。賨人谷拥有全国唯一的賨人穴居部落遗址和賨人文化陈列馆，拥有古賨文化与秀丽的自然风光，有“奇山奇水奇石景，古賨古洞古部落”的美誉。

巴渝舞与竹枝歌的传承

賨人在秦汉以前居住比较集中，文化特点亦比较鲜明，如船棺葬、崖墓和各种特殊形制与纹饰的青铜器，都颇有地方特色。秦汉以后，賨人与汉族以及其他夷人如廪君蛮、盤瓠蛮融合的进程日益加快。汉末魏晋时期，不仅在原賨人十分集中的宕渠地区呈现出“巴夷”（即廪君蛮）与“賨民”杂居的局面，而且在原廪君蛮比较集中的巴东郡和原盤瓠蛮集中的地区涪陵郡，也都有不少賨人杂居其间。尽管如此，充分体现賨人民族特点的巴渝舞与竹枝歌还流传到了今天。

勇猛强悍是賨人特征之一，从发掘出来的巴渠上古墓葬中来看，每墓都有青铜兵器，包括剑、矛、饯、莆簇、宵顶、带钩等。兵器上的虎纹造型十分逼真，其中的长胡三穿方内虎纹戈，被考古学家称为是蜀中同类兵器中最精者。这些武器表明了賨人的勇猛强悍，崇尚武力的民族特征，同时也反映了賨人出色的冶铸技术。

能歌善舞是賨人特征之二，他们善跳巴渝舞。歌舞时，数人敲铜鼓，男男女女手拉着手一边唱着歌，一边跳舞。跳到高潮时，铜鼓激越，人们劲歌。舞者手执“牟弩”，步伐整齐有力，作出向敌人进军的模样。这时，舞蹈已经变成战斗的演练了。

《华阳国志》指出：“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在牧野之战中，賨人不仅“勇锐”，而且“前歌后舞”“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之《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一战成名。一战成名的不仅是賨人的勇猛强悍，还有他们的阵前歌舞。

在楚汉相争时，賨人“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賨人勇健好歌舞，刘邦见且喜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得天下后，“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之《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巴渝舞，生长、繁衍于巴渠大地的賨人所创造的土风舞蹈，亦即群体武舞。表演者披盔甲、持兵器“矛”“弩”为道具，击铜鼓壮威，载歌载舞，矫健粗犷。或自娱自乐，或狩猎捕捉，或郊野祭祀，或征战进发，36人击鼓，“千人倡(唱)，万人和，山林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史载武王伐纣，賨人鼎力相助，“歌舞以凌”，竟使殷人“前徙倒戈”。刘邦定三秦，賨人勇为前锋，其歌舞雄姿，使汉高祖由衷赞叹，遂下令乐工学习。从此，巴渝舞进入宫廷，并作为招待“四夷之客”的开场节目。经魏晋，历隋唐，虽几度变化，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仍占重要地位。

“巴渝舞”这个名称来自于汉高祖刘邦，刘邦为什么把这种战前舞命名为“巴渝舞”？众说纷纭。董其祥在《巴渝舞源流考》中，把“巴渝舞”之源结论为：“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嘉陵江支流渝水（今名流江河）一带居住过一种少数民族賨人，或称板楯蛮，又称獠人，创造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它发源于巴郡渝水流域，故名为巴渝舞。”（董其祥《巴渝舞源流考》，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巴渝舞来源于賨人是不可否认的。

巴渝舞在我国古代舞蹈艺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巴渝舞传入宫廷后，成为宫廷舞蹈，其舞规制宏大，尽显武舞气势。班固《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记载，巴渝舞曲目总共四章，有鼓员三十六人。用来在宫廷宴会上表演军旅战斗的场面，歌颂帝王功德。表演时，36名舞者自披盔甲，手持矛、弩箭，口唱賨人古老战歌，乐舞交作，边歌边舞。由于这种舞蹈是武乐舞蹈，又是是群舞，汉哀帝罢乐府后，对巴渝鼓员36人仍认为不可罢，交由大乐领属，将它列入雅乐舞蹈的系统。其伴奏乐器以铜鼓为主，配合击磬、摇鼗、抚琴，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等4篇。巴渝舞发展到魏晋，已完全变成庙堂祭祀性质的舞蹈，《上林赋》赞叹巴渝舞“金鼓迭起，洞心骇耳”。

巴渝舞在隋唐之后不见记载，而在川东地区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舞传承，逐渐演变为竹枝歌。

竹枝歌，賨人聚会击鼓踏木乐、歌爱情、咏风情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因唱时持竹枝而得名。可以独唱、合唱、轮唱、多片联唱，语言通俗，曲调轻快，形式多样。兴于秦汉，盛于唐宋，流风逸韵，影响深远，后来的巴渠民间歌谣乃由其继承与发展而来。

“竹枝歌”被乐府列入《近代曲》名目，发端于賨人口头传唱的民歌，或齐歌共舞，或一人领唱众人附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民间，在狩猎或耕作之余，相聚而歌、即兴起舞，击鼓以赴节，踏木牙为乐。

战国时期，荆楚之地有“下里”和“巴人”等流行歌曲，“下里”是楚歌，“巴人”是巴歌，“千人唱、万人和”，气氛甚为壮观。楚歌带有巴风，巴歌也有楚风，二者相互渗透，互相融合。竹枝歌与“巴渝舞”“巴讴”有民族和地缘文化传承关系。

竹枝歌盛行于唐宋时代，是川东賨人地区民间流行的歌舞，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竹枝词则是一种诗体，是由賨人的民歌演变过来的。

竹枝词虽然源远流长，但真正让竹枝歌这种古老的曲调焕发新的光彩而成为竹枝词的，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据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载《刘禹锡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所说，他在长庆二年（822年）担任夔州（古巴东之地，今重庆奉节）刺史时，在当地看见老百姓吹着短笛，敲打着鼓，唱《竹枝》，他们一边唱一边跳，载歌载舞，还颇有赛歌的意思。刘禹锡被吸引住了，他侧耳倾听，虽然词句听不大明白，可是，那悠扬的曲调，却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想起了屈原与屈原所创作的《九歌》等楚辞，正是从民间歌谣中汲取的营养，于是，他便开始仿照屈原作《九歌》的方式，尝试着创作了九篇《竹枝》。刘禹锡根据当地民歌创作出来的新词，既有着鲜明的民间歌谣风格，又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一下子就流传了开来。他的《竹枝》清新活泼，引得当时的文人竞相模仿，就这样，竹枝词便一下子从只在民间流传，变成了雅俗共赏之物。最著名的当属那两首《竹枝词》：

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其二，“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

本为賨人民歌的竹枝歌，经刘禹锡加以剪裁后，成为竹枝词，流传于世，对后世影响也很大，这种人见人爱的新诗体，许多大诗人都留下了他们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