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县三汇镇，历史上先后曾有过基督教所办的蒙养女学、国民政府所办的三汇镇女子小学校两所女子学校，为探究两所学校的来历和创办过程，笔者反复查阅相关历史资料，走访了解和请教知情的年长者，依据相关资料和年长者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整理如下：

查阅1986年版《三汇镇志》第五篇文化教育第二章教育中，在所附清代及民国时期各类学校、教育一览表中有明确记载：民国四年，蒙养女学，基督教创办，由教徒肖望东夫妇（肖东潘）负责，经费由教会开支。

对上述记载该版镇志在第九篇社会风土习俗，第一章民国时期社会组织，第三节宗教组织中对基督教在三汇镇上的传教相关活动有更为详细记载：“基督教于唐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陆续进入传教，清咸丰五年（1855年）进入渠县，英内地会（又称英差会，下同），创始人戴德生，派遣英传教士章悟道悄悄由湖南入川在渠县传教，当时无人信教。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英内地会驻保宁（今阆中）的教使盖利士，派助士胡文深至渠，在北关场购置房产，建礼拜经所，遣女教士韦、费、何三人久住传教，信者渐众。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牧师戴文司来渠，三月设三汇教堂，并开办小学，民国四年（1915年）在土溪、三汇设女子小学。令肖望东夫妇主持，为三汇女子小学之始。民国十一年（1922年）总会遣派田文虎为牧师，扩办男女高、初两级小学于三汇教堂。”

遗憾的是1986年版镇志中，对基督教在三汇镇上所设教堂，最初所办蒙养女学的具体地址未作记载。笔者查阅1991年版《渠县志》在社会风土篇第三章宗教第四节基督教中对基督教在渠县境内的传教活动有如下记载“民国4年开设三板、万寿支堂，在三汇、土溪设女子小学，各支堂设宣读士，民国十一年，三汇教堂扩办男女高、初级小学，改建万寿礼拜堂”。以1991年版《渠县志》所记载：再次确认了基督教三汇教堂的存在并非杜撰。对三汇基督教教堂地址，笔者曾在2019年春前后向张仲芳老师等几位年长者作过请教和探究。经分析认为，基督教在三汇镇上的教堂有两个地址可供参考：一是铜匠街原华昌隆醋房对面，解放后的三汇航管站所在的院子；二是原禹王宫后殿部分的崇积坛对面，杨家花园隔壁，解放后的三汇老糖果厂所在院子。因该两处建筑物的建筑风格与三汇镇上的普通民居不尽相同，也不是文昌宫、禹王宫等商业会馆的宫殿式建筑，从外观来看两处建筑物有点像欧式风格。再则，三汇镇上的天主教圣堂也在距离不远的铜匠街到原下河街口子上（解放后的三汇船具队办公室）。笔者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期盼有识之士提供准确资料给予指正和确认。

通过以上历史资料来分析，以现有的资料中开办女子小学的准确时间来看，可以确认基督教所办的蒙养女学，是三汇镇历史上最早的女子小学。基督教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在三汇镇上的基督教教堂所办蒙养女学的基础上扩办的男女高、初级小学何年何月停办尚待考证。

查阅民国版《渠县志》96页记载：“第九区三汇女子初小校由该场开支，年约一六六0元，附县立女高。”1986年版《三汇镇志》345页记载：第九区三汇镇第一女子初级小学，附设县立女高。何时创办，难以查考。据民国版《渠县志》载：小学教育民元初分三会区、十学区，三汇属第三会区，第九学区。民国十四年（1925年）经王局长锡璋改为五区。据此可知，三汇镇女小创办，当在1912年——1925年之间，至于县立第九区、第六（三汇）女子高级小学校，有案可查，成立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八月，该校初、高两级经常保持六班，学生二百人以下，该校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实施新县制后与男小合并。三汇女校兴办后，对提倡男女平等、转变社会风气，起到了促进作用。

据1986年版《三汇镇志》347页记载，对第九区三汇第一女子初级小学及附县立女高，开办的准确时间有待考证。最初校址是在三汇镇上的肖曹庙（原三汇分县衙门右边），后迁到万銮邑，也就是三汇人说的万銮院子，解放后的三汇民办小学，现在的渠县三汇镇中心幼儿园。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第九区三汇第一女子初级小学，因生源逐渐增多，在原有初级小学的基础上增设高级小学，随着办学规模扩大后，改称三汇镇女子小学校。由万銮邑迁到原汇江书院旧址行课（原旧书院在文昌宫也称文庙的隔壁，原三汇镇一小学校的初小教学区）。

笔者于2019年秋，先后请教过曾在三汇女子小学就读的胡开环（时年94岁）、叶祥珍（时年91岁）两位老人。据回忆，三汇镇女子小学先后聘请郑相丞、闫复三等多人为校长，本镇人杨丛乔先生（当时人们都尊称杨先生为师爷），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开学时学生报名，缴纳学费，书课本发放等事宜，三汇镇本镇人曾久澄先生等人为教师（时称先生，下同），学校制定了严格的校规，以规范教师和学生在校的行为举止。女子学校开设有国文、算术、公民（相当于现在的道德、品行）、手工（缝纫，绣花）、体育、音乐、图画等课程。据胡开环、叶祥珍两位老人分别回忆，当时三汇女子学校是曾久澄先生教公民课，蒲政先生教体育课，姓孙的女先生教手工课，另外还有田先生等好多位先生，但教国文、算术、音乐等课程的几位先生名字忘记了。上音乐课时有一架脚踏风琴。

当年学校依国民政府的制式规定，每周必举行总理纪念周周会，每逢总理纪念周周会，全体师生集合在操场，在司仪人员主持下，校长领读，全体先生和学生集体朗诵孙中山遗言，简称总理遗言。其遗言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在通川区尹氏针灸诊所，当我去请教胡开环老人时，她谈到过去在三汇女子学校读书时的过往经历，还饶有兴趣地给我朗诵总理遗言，在尹氏诊所扎针灸的几个患者都竖起大拇指，无不佩服94岁高龄的老人家记忆力太好了。

据两位老人回忆，当年在三汇女子学校授课的先生们，饱读诗书知识渊博，兴趣爱好非常广泛，教书育人十分敬业，授课传授书本知识时，耐心细致认真负责，除传授书本知识外，还给予学生一些做人做事基本道理的教诲。用两位老人的话来说，三汇女子学校的先生们，对她们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尊敬师长，更重要的是让她们懂得了如何做人做事的道理。女子学校诸位先生们，对学生文化知识的灌输教育和谆谆教诲让她们受益匪浅，享用终身。

据秦遂隆老人介绍，当年三汇镇上的民众把清光绪三十一年（1902年）开办的三汇镇第一小学（只招男学生入学，时称男子小学校），三汇镇女子小学校这两所新式学校称为洋学堂，以此区别其他的私塾学堂。两所洋学堂在正常行课期间，早上学校要组织男、女学生们在校内或上街跑步锻炼身体，唱一些时兴的歌曲，听着他（她）们清脆的歌声，让同龄的小孩很是羡慕和向往洋学堂的学习生活。

三汇女子学校的先生们，对学生在校行为举止管束严厉，若有迟到早退，上课时不认真听先生授课，交头接耳，不认真背书写字，不在规定时间内，按时完成先生们布置的作业，违反校规的学生，授课先生轻则当众训斥，重则用戒尺视其年龄，轻打或重打违规学生的几下手板，严重违反校规的则打完了手板，还要给予罚跪在厕所门口的惩罚。其中曾久澄先生对学生管束最为严格，曾先生在校时，他手缠一根马碗绳（一种植物的根条），如看见严重违反校规的学生，上前挥起马碗绳，“啪”地一下打向违规学生，被责打的学生还不敢大声哭，只能忍痛向曾先生认错悔过，方能得到曾先生的谅解。当时在教室讲台上置放有一竹板子戒尺，戒尺上书写有“竹板本姓竹，专打书不读，你如要护短，就莫送来读”。四句警示句，用这四句话来分别告诫学生和家长，学生在校必需认真读书学习，切记不得违反校规，告诫学生家长，千万莫溺爱小孩，以配合学校对学生的管教。那个年代教师为自由职业者，不参政议政，读书人乐于从教，一心教愚化贤，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尊重。加上社会民风纯朴，人们尊师重教，对教书先生极其敬重，教书先生的社会地位很高，当年习俗无论红白喜事，期会酒席如与教书先生同桌，都得礼请恭让教书先生，先入席就坐上席以示尊敬。据两位老人回忆，当年她们的同学有胡开环、叶祥珍、余云珍、马秀蓉、杨在清、杨福清、李德太、李佩珊、李佩莲、李忠梦、李玉珍、游文府、黄洪清、王友琼、张葆珍、周恒珍等人。

又据秦遂隆老师回忆，三汇镇上的两个洋学堂在抗日战争（时称中日战争）的前几年，因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每当防空警报响起，教书先生和学生纷纷撤离学校，学校行课秩序被打乱，时断时续极不正常。三汇镇女子学校从开办时招收一个班学生到后期一至六年级，六个年级俱全共六个班学生，每个年级约三十余名学生编为一个班，鼎盛时期学校有教职员工约二十来人，在校学生有约二百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时，三汇镇女子学校与三汇镇小学合并，男、女学生不再分校读书，改称三汇镇中心国民学校。三汇女子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三汇镇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郑相丞、闫复三、唐秋碧、肖清帆、李玉琼、吴永新、吴建烈等先后出任三汇女子小学校长。

（此文2019年10月写于达州，2022年12月修改补充于重庆。）

□邓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