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强

大约一个月前，收到四川渠县作家戴连渠发送来的书稿《宕渠印痕——档案里的那些事儿》，稍后又收到他长长一段对书稿写作的说明，希望我能为他这部新著写个序言。

与此书作者结缘于2023年5月达州市委宣传部与巴文化研究院举办的“达州巴文化名家培养启动仪式”，会议结束回到重庆已经两个多月，连渠不时谦恭地请教问题，行师生之礼，感觉他既勤奋努力又虚心向学。我本不善为人作序，但感其一片坦诚，却之不恭，也就默许下来。但6月各种学术讲座与学术会议接踵而来，加之课题任务紧逼，频频外出考察，写序之事就一直拖延下来，迟迟未能动笔。直至近日连渠再次微信敦促，且考虑到是书出版在即，不能再延迟，于是终于推开其他事，专门花费两天时间阅读书稿。

地方档案特别是县级档案是构成地方史的重要文献。晚清至民国，由于战乱、灾害及其新旧鼎革等原因，这一时期的县级档案能够较完整幸运保存下来者寥寥无几。现存清代县衙档案，包括台湾在内，全国一千多个县的县衙档案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也只有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冕宁（县）档案及台湾新竹（县）档案四部。俗话说物稀为贵，清至民国县级档案如此稀罕，自然无疑成为地方文化之珍宝，为当代学人所珍重。犹忆几年前的一个秋天，应邀前去四川南充参加“南部档案”学术研讨会，进入新落成的南部县档案馆大楼所感受到的震撼。崭新的档案大楼雄伟庄严，里面恒温，灯光明暗有致，收藏设计堪称豪华高级，而一切都是为了收藏保护十分幸运保存下来的四大国宝级文献清代县衙档案之一的“南部档案”，国家花费巨资修建这座或许可以称之为川中第一县级档案馆，反映了对清代县衙档案保护的重视。那一天，南充市档案馆领导给我们很高的礼遇，特地允许我们零距离接触部分清代档案。当我们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摩挲那些纸张已经发黄的顺治、乾隆年间的契约、邸报原件，心中的激动与震撼着实是难以言表的。

渠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属于古代巴文化的腹心地带，在春秋战国汉晋南北朝时期曾经以巴賨国政治中心名扬九州，幸存今日之七座古朴的汉阙就是渠县历史的见证，被当今誉为“中国汉阙之乡”，而正在考古挖掘的城坝遗址则昭示了渠县作为曾经的“宕渠”中心历史的真实存在。即使到了清代民国，渠县仍然是一方风云际会、人才荟萃之地，晚清著名外交家杨宜治就是渠县籍人，而今人却知之甚少。戴连渠《宕渠印痕——档案里的那些事儿》一书内容取材于清代、民国渠县档案。作者从数以千卷的档案卷宗中作了颇具匠心、合理有序的梳理与归纳，以“名人贤达”“风物纪实”“温故知新”三个版块构建了书稿的主体框架。“名人贤达”中，陈独秀与渠县金石家杨鹏升（1900—1968年）的四十封书信（原件被中央档案馆收藏，返回复印件）无疑是鲜为人知的早期中共党史领袖人物文献，对于研究陈独秀晚年的生活处境与心态有重要史料价值，殊为珍贵；1939年梁思成、刘敦桢考察渠县汉阙的考察与记述，其重要的科学史价值也不言而喻；至于从渠县走出的早期外交家杨宜治事迹可以补充清末民国外交人物的传记，民国二十一年做过半年渠县县长的共产党员任炜章在国共之间艰难活动，最后却被张国焘错杀于南江赶场溪，其事迹与经历可歌可泣，反映了早期四川革命工作者严峻的生存环境与艰辛奉献而义无反顾的可贵精神；而民国四川风云人物范绍增留下的一份报告原件则对民国四川乡村的横征暴敛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对于晚清渠县籍外交家杨宜治，作者《从渠县走出来的清末外交达人杨宜治》一文颇费心血，洋洋万言，结合档案并多方面搜集史料，对这位渠县晚清籍外交名人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在错综复杂的晚清国际外交风云中力争国权的爱国事迹与坎坷经历进行了全面复原。这一版块虽然每篇长短不一，但皆条分缕析，表述流畅，朴实而不失生动，既勾勒出一个个与渠县相关的历史名人风采与神韵，也形象地折射了那一动荡岁月的风雨影像。

“风物纪实”一编则根据渠县清代、民国档案，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清代土地契约、房产禁碑、乡里办学、刑律诉讼、创办电灯厂、办报纸、修阙亭诸事，反映了民国渠县民生环境与社会变迁，既有故事性，又是真实的历史记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档案故事的魅力。这一编两篇叙述渠县、及与大竹县兴办乡学过程中的纠纷案，反映了晚清地方官员与乡绅推行基层乡村教育的艰辛与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你想知道的天礼节》则通过渠县档案馆保存的清代关于天礼节的官方文书，还原了地方行政长官及道尹知县知事南郊祀天礼节的程序、方法等，对于了解我国官民共祭的民间节日礼俗在清代的演变提供了难得的真实个案。“温故知新”一编收录了两篇记述民国渠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始末过程文章，对于发生在偏僻山区县民众的抗日斗争进行了详细叙述，以小见大，读之仿佛置身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群情激昂的县城街头，听到爱国民众抵御外侮、团结抗战的义愤与呐喊。最后两篇文章《档案文化的资政育人正风功效探索》《融合发展：档案与地域文化的命运共同体》则属于对历史档案价值认知与现代开发的理论探讨，对时下进行的主题教育与文化传承政策宣传无疑也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档案作为历史上不同时期留存下来的原始文献，表面上看似乎杂乱无章且没有艺术吸引力，但换个角度看，档案并非只是冰冷的契约、账簿、公文、统计数据等文字材料，实际上每个档案都是有热血生命、有温度激情、有真实感人故事的文字载体。目前普遍的现状是人们对档案的利用大多只是做课题时查阅与数据引用，真正将档案故事作为纪实文化散文加以传播、教化者尚属鲜见。戴连渠的《宕渠印痕——档案里的那些事儿》打破了人们对档案利用的固有模式，专注于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大巴山麓一个县域的历史风云，从民国年间渠县档案梳理出了以诸多革命人物与文化人物的革命斗争故事与教育救国的非凡经历为主，兼及清代民国时期渠县地理风物、地名掌故、轶闻趣事、民俗时尚，以朴素而优美的文笔娓娓道来，将尘封于故纸堆中的冰冷档案变成了有温度、有鲜活生命能量的文化散文，让人不禁对渠县历史上先辈前贤的风范与事迹而感慨，为智者学人的报国献身情怀而动容。《宕渠印痕——档案里的那些事儿》从尘封档案中钩沉出来的近代渠县风云往事，包括革命先烈与重要历史人物，有一定史料价值，可读性也较好，应该说是一部近年来给人清新感受的反映地方文化历史的散文佳作。

但书稿中也有一些可商榷之处，当然这也与一方面要忠实于档案文献的真实性，又要有一定文学艺术想象张力以突破档案史料的束缚有关，也是两难的选择。这方面从史学工作者角度看来，主要问题是引用史料文献语言与个人叙述往往混杂一起，这种情况以任炜章、杨宜治两篇较为突出。特别重要的档案史料应该用仿宋小五号分段排列，以区别于作者自己的叙述文本，而某些篇章往往混为一体，可能导致读者产生阅读中的混淆与错乱。全书没有文献出处，使人难以确认所叙述故事的真实史料来源，建议每一篇文章最后括号注明档案出处。另外书名过于空泛，本来在与作者微信中我建议将书名改成《档案史影：宕渠近代人物史事侧记》，但作者回答说书名已与书号绑定，不能再变，也就无须再说了。此外，全书的另一遗憾是缺少应有的图片作为辅证，如清嘉庆十年的地契、同治年间新市镇五通村五通庙立禁碑、民国达人范绍增遗留下来的报告手稿等，如果能够配以照片插入，则可增加档案材料的实证效果。

平心而论，阅读书稿，作者对档案材料的驾驭能力与文学表述功力我是深自称许的，而更加能够深切体会到的是作者对于乡邦文献的熟谙与乡土历史的深沉情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对乡土历史文化传统的发掘与赓续，用优美清新的文笔表述讲述档案故事，揭示其中珍贵的史料价值与文化神韵或许是这部书的最大特点与价值，我也从中学习到不少清代、民国时期一个偏远县域发生的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感人事迹，感到颇有收获而为之欣然。前贤渐行渐远，精神长存人间。薪火传承有来人，振兴地方共新篇。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