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军号在心中响起，老兵们颤颤巍巍地举起右手庄严地敬礼——神圣的军礼！80多年前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他们为了捍卫民族独立与尊严，立下了“伤时弑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倭寇不灭，誓不回川”的誓言。

80多年前，川军先后有350万将士奔赴抗战前线，而延绵的大巴山区有17.9万达州儿女走出四川，用最简陋的武器和最差的装备与日本鬼子作战，在最艰苦残酷的战争前线都有川军不怕牺牲的身影！

从2023年11月开始，达州市民俗摄影协会龚伟、张纪唐、王吉明、王新、王庆科、彭晓君、向仕文等会员历时两个月，行程3000多公里，在有关部门和四川省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支持下，以及杜咏等爱心人士的帮助下，组织开展了探望达州健在的抗战老兵慰问活动，为老兵送上爱心，并用镜头抢救性拍摄记录英雄的抗战故事。

达州健在的10多位抗战老兵，均为100岁左右的老人。2023年12月5日，我们探望了96岁的老兵蔡向安，7天后，就突传噩耗，蔡老走了。害怕追不上他们如风消逝的身影，我们只有争分夺秒地记录和他们相处的每一个瞬间……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余洪贵：生于1922年12月，渠县涌兴镇人，现年101岁，家住渠县城育才小区，1940年入伍抗战。

余老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从11岁开始就奔行在枪林弹雨之中。1933年10月，余老跟随红军徐向前部，进入儿童红军宣传队。“我们当时就在通南巴平一带进行宣传，现在我都还记得当年的那些宣传词——‘你在打，我在退，我们是通南巴游击队’‘打倒地主恶霸，打倒土豪劣绅，建立红色政权’。杨森的20军与徐向前的部队激战两个月，徐部被迫撤退，我们儿童红军宣传队与部队走散，四处打听了几个月，还是找不到，没有办法，就风餐露宿，于1935年热天才回到渠县老家。”

后来余洪贵被抓了壮丁。1941年3月随同2000多名新兵从大竹出发，5月到达固原，编入57军第97师运输连。“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余老指着自己大腿上的枪伤，讲述和日军血战的那段往事。“在固原附近的机场训练三个月，从中卫、榆林，到达五台，由北向南向日军进攻，一直打到河南。在河南常家湾与日本兵打仗，第97师在灵宝、牛庄一线展开防御、修建工事，我们以血肉之躯，抵御日军炮火。傅维藩师长率第97师要掩护其他部队撤退，便与日军苦战死拼。我们3000多人只剩300多人……我的大腿被日军子弹击中倒下，流血太多就昏迷了。日军撤退后，打扫战场的兄弟发现我还活着，赶紧将我送到野战医院疗伤。”

抗战胜利后，1949年2月，余老随部队在成都投诚起义，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编入西南军区通讯处直至复员。当四川省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志愿者为其送去抗战纪念章，并请他按下抗战老兵手印时，他忍不住热泪盈眶：“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爱人陪伴着我，晚辈又孝顺，日子越过越好，你说这是不是最大的福气！”

“灵宝战役，我军拼死抵抗，至此潼关再无战事”

罗奎：生于1923年，渠县清溪场人，现年100岁，家住渠县城英伦城邦小区。1942年入伍，先后在河南灵宝、陕西潼关、广西等地与日军作战。

1944年夏天，日军入侵河南灵宝、陕县（现三门峡市陕州区）一线，要进入潼关，占领西安，部队务必赶在日军到达之前驻守关隘，抵抗日军。当时正是麦子成熟的季节，步兵赶紧帮老百姓抢收麦子，工兵就在收完麦子的土地上昼夜不停地修筑战壕。

灵宝战役是豫西会战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也是牺牲人数最惨重的一次战役，前后打了20天。中国军队投入兵力10万，罗奎所在的第8师担任主力，与97师共同防御。“日军的武器比我们好，而且还有重炮和坦克，空中又有飞机轮番轰炸，导致我们伤亡很大。当时，我们没有对付坦克的武器，只好把手榴弹绑在一起，放在日军正在进攻的坦克下面，另外就是埋雷，实在没有办法，就挖壕沟来阻止日军的战车。战斗太惨烈了，一发炮弹飞来，有的士兵当场被炸成几块，鲜血染红了麦子地。我在一线阵地上给伤员进行简单的包扎、止血后，由担架队将伤员送往战地医院或后方医院。”

罗奎回忆：“军长刘安祺在撤退时，因为太累，连马都骑不稳当；第8师在灵宝战役中伤亡8000多人，王副师长壮烈殉国；97师和军部被突围的日军反包围，死伤过半；师长由于提前撤退，被枪毙在临潼……日军伤亡同样巨大，不仅没有占到便宜，而且没有达到占领潼关的目的，只有撤退，至此潼关再无战事。”

“保家卫国，义不容辞。现在国家强大了，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这些活着的，还有那些与日本鬼子进行殊死战斗牺牲的战友们在九泉之下，都倍感欣慰！”

“这一仗为‘鄂西大捷’奠定了基础”

唐成发：生于1924年，现年100岁，达川区金檀镇人。1942年入伍，先后在宜昌、鄂西王家山等地与日军作战。

唐成发回忆道：“我在军政部直属重迫击炮第4团。那时候炮还没有拉来，一个人发两个美国造的手榴弹，一个班一挺捷克机枪、两支步枪，训练都是用木枪练习刺杀，过了很久才装备了重迫击炮。大炮两边有很重的铁滚子，8个人抬，炮管有两米长，脚架两人抬，座盘也要两人搬，一门炮24个人的编制。部队驻扎在宜昌茅坪陈家冲，日军住在对面。有命令来了，要求带上自己的弹药和武器，轻装前进。晚上树枝扯着衣角，路边有不少很深的水坑，一旦掉下去就上不来。”

老人说：“1943年5月，日军为了减轻印缅作战压力，急于攻占重庆，集中十余万兵力投入战斗，鄂西会战开始。重迫击炮第4团在王家山和黑狮子堡参加战斗，全团布置好了40多门15厘米口径的重炮，严阵以待。从炮镜里看见大批日军进村时，按照指挥官命令，测准密集敌人进行炮击。战斗中，迫击炮山地作战的优势更明显，闪电式地向日军发射上千发炮弹，炸得鬼子东躲西藏，仅仅两天时间就打死日军数百人，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满地都是日军尸体。这一仗也减轻了第18军在石牌激战的压力，这次战役后，中国各部队开始全线反攻，接连重创敌军，取得了‘鄂西大捷’。”

日军投降的时候，唐成发被分配在长沙押解和看管日军俘虏。抗战胜利后，他离开部队，从湖南一路辗转返回老家。

“大家把迫击炮朝天鸣放，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

李祥：生于1924年，现年99岁，家住渠县新市乡飞燕村五组。

1942年10月，19岁的李祥在营山靖德中学读书。回家拿伙食费时在路上被顺营师管区抓丁入伍，第二天步行到南充，新兵交运输18团的连长孙鹏山验收，“孙连长说师管区这样做有些不妥，不过他也没有办法，现在文书跑了，我是个文化人，接替文书工作，上士军衔，吃连部伙食，不下操。然后连长就安排我在庆江楼上写简历，孙连长看后夸我写得不错，劝告我不能开小差，负责保管他的皮包和印鉴。”

没过多久，部队几十辆辎重车开到泸州城，住了一个星期，出发到赤水河，再到云南，李祥被分到71军87师，部队驻防大理、下关和鹤庆。转眼到了1943年，“日军逼近保山，飞机狂轰滥炸，山上粗大的松树全部被炸光，野兽、蟒蛇都活不下来。部队防守怒江东岸，53军和54军也来了。日军构筑的工事用石头筑墙，非常坚固，顶上加层钢板，周围有铁丝网，工事侧面留有机枪眼，杀伤力很大，前沿阵地上还布设了许多压发式、延时性地雷。双方在防线上互相炮击，地上的土被炮弹炸翻了很多遍，浮土都过了膝。越过怒江后，进攻龙陵日军，在松山要塞与日军进行了一场恶战，我们死的人不少，尤其是四川人。沿滇缅公路正面主攻龙陵，城墙太厚，一般的炮弹硬打打不动，日军的武器配备非常好，也很顽固，师部就组织敢死队轮番攻击，上去的士兵伤亡太大，后来是美国飞机帮忙轰炸，使日军疲于应战，经过8天的进攻，才打到龙陵城里，日军大部被歼，百余人被俘。随后继续向滇西缅北反击，攻克畹町附近的回龙山。打通了中印公路后，大家把迫击炮朝天鸣放，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王家瑞：生于1926年，现年97岁，原籍达县柴市街帝主宫王家大院。

1944年，尚在求学的王家瑞投笔从戎，乘机飞抵印度列多，加入驻印远征军与日作战。国难之时，他们入伍从军；抗战之中，他们浴血疆场。“在印度训练时，当时的部队给养还不错。官兵等级不一样，吃的、用的东西也不一样，他们住的是帐篷，用的是气化炉，还可以煮咖啡。”训练数月后，王家瑞被选入孙立人所辖的新一军军部重炮营，参与八莫、南坎、密支那等战役。八莫收复后，当时俘虏过不少鬼子，大多送到云南的楚雄关押。

在王老的记忆中，他曾和一个日军俘虏进行过一次交谈。“我现在都还记得这个鬼子的名字，叫岩永京吉。我当时问他在家是做什么的，怎么跑来中国打仗？岩永京吉说他在日本的职业是老师，因没有兵源，就被日军军方抽丁征来了。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中日之战是多么的残酷和惨烈。”王老回忆道：“八莫收复后，孙立人还在八莫建了一所华夏学校，至今还在。”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王老所在的新一军奉命接收广州。“我们让600名日军俘虏参加劳动，修建了新一军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碑，修建款是我们全军自己捐的。”1949年，王老坐船经上海到台湾基隆，进凤山军校学习毕业，后以少校军衔退役。

“到台湾后，与兄弟姊妹断了音讯，家人都以为我早死了。后来，两岸‘三通’，才和家人联系上。”因恋故思亲，王家瑞于1988年3月回到家乡达州定居，结识了现在的老伴并结婚。王老说：“政府对我非常关心，经常来看望，黄埔同学会也来慰问，很多年轻的志愿者都会来和我聊天，听我讲有关抗战的往事。”王老谈及晚年生活时倍感幸福，“当年我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一腔热血，投笔从戎，抵御外敌入侵。现在我最希望的就是宝岛台湾能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

“打日本鬼子，我死不死无所谓”

李洪：生于1923年，现年100岁，家住达州高新区幺塘乡幺店子社区。1940年从军，在梁山机场乘飞机到云南沾益，编入身经百战的国民革命军荣誉一师“老二团”，隶属中国远征军第八军，奔赴抗日前线，随李弥血战滇缅，守怒江、血松山、克龙陵。

“怒江东岸的大炮向日军不停轰炸，我们得到掩护偷偷逼近，天亮时发起了总攻。冲上山头，天已大亮，山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日军的尸体，树都打秃了，看得见满山都是日军挖的战壕，前面拦了铁丝网，战壕是相通的，很坚固。山坡上，尸体堆积如山，一层一层地盖着，血流成河，下雨时满山流红水。”

“打龙陵更苦，攻不易守又难。藏在树叶下，天热雨多，衣服随时都是湿的，蚊虫铺天盖地地咬人，日军的炮打个不停，泥巴灰把人都埋了。”

“我们师在抗战的时候很能打，老兵都是从北边打到南方的过程中，受伤医治好后组建的部队，在云南伤亡又过多半。”

李洪于1949年随部队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赴朝作战，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历任副班长、班长职务。1953年回国，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老说：“我的爹妈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打日本鬼子，我死不死无所谓。”质朴的语言，让我们瞬间泪崩。

夕阳西下，苍茫的大巴山被染成金红，老兵伫立山前，回忆往昔，眼神中透出坚毅，气势不减当年。

“就算是死，我也要贴着自己生长的土地！”

何明发：生于1921年，102岁，家住达川区三里坪街道花溪社区，是一名中国远征军士兵。

1937年，16岁的何明发随着当地召集的一群壮丁，徒步行走了3个多月，到达甘肃兰州的部队。同年，在河南灵宝他打响了抗日生涯的第一枪。“这是我第一次上战场，当时我们一个营都被鬼子包围了，无数的子弹朝我飞来……看着近在咫尺的敌人，那简直就是在鬼门关转悠。”何明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拉着一具尸体盖在自己身上，然后一动不动地躺着装死。几分钟后，鬼子们端着枪骂骂咧咧地冲过了阵地，他没被发现，总算捡回了一条命。那场战役后，何明发所在的营，从500多号人到只剩下不到10人。经过这场战役，他被升为排长。接下来的8年时间，他又辗转去了云南、贵州、湖南等地，参加了不同规模的战役。

后来，何明发到了台湾，却铁了心要回到家乡。“我家本来就没有多少亲戚，过了这么多年，肯定更找不着亲人了，可人总是要落叶归根，就算是死，我也要贴着自己生长的土地！”老人斩钉截铁地说。

1988年，何明发回到达州后，通过各种途径寻访亲人，后来找到姑姑，并成了家。在南城的闹市里，你可以看到身板硬朗的他经常和街坊神采奕奕地摆龙门阵。

让我们铭记这些抗战老兵

贾本林：生于1922年，达县人，1943年加入57军新编34师1团重机枪连。老人回忆：“1944年收麦子的季节我们到了河南，先后参加豫中会战，在河南一带打过游击，抗击日寇。1945年换防到陕西汉中，我们修了两个月的飞机场，日军就投降了。”抗战胜利后，老人解甲回到达州。

冉启良：生于1928年，现年97岁，家住宣汉县天宝香楼村。1944年加入72军新编34师，参加长衡会战。同年在河南陕州群公庙一带参加抗日战役，担任马克沁机枪手，背着两百多斤的机枪英勇杀敌。后转战河南陕州、灵宝、洛阳等地直到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后部队整编，他在宜昌加入解放军，参加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抗战胜利纪念章等。

樊孟如：生于1925年，现年98岁，大竹县周家镇柳洲村七组。18岁被抓壮丁参加国民革命军，后投诚成为一名解放军任炊事员，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重大战役。虽然老人家近百岁高龄了，记忆力也不如从前，但还是拿出自己珍藏的相册和军功章，诉说起多年前那段刻骨铭心的抗战记忆。朝鲜战争后回到国内，组织上安排他参加干部学校学习，他主动申请回乡，30多岁才安家立业。

赵 奇：生于1922年，现年101岁，家住渠县临巴镇。1944年被拉丁入伍，分到国民革命军36军军部辎重营第二连，负责向前线输送枪支弹药、食物等。

黎淦昌：生于1926年，现年98岁，家住达川区石梯镇五四社区。1944年投笔从戎，参军到青年远征军202师，驻守綦江，保卫陪都重庆。1952年5月转业回川，9月到银铁中心校教书。为培育新中国的下一代奔波忙碌，在教育战线工作至退休。

蔡向安：生于1927年，现年96岁，家住大竹县杨家镇响龙村二组。1944年参军，加入72军新编34师，参加长衡会战，和日军打了几个月，12月到后方整补。战后在宜昌加入解放军，参加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抗战胜利纪念章等。

老兵余洪贵的记忆力变得很差了，但一提及当年的抗日战争，他就号啕大哭，不停地念叨：“我的营长，我的战友……”在那一场战斗中，余洪贵所在的连队几乎全军覆没，他是在尸体的掩盖下活下来的。

对牺牲的战友的深切怀念，让余老的眼泪不停流淌。当我们和他挥手告别之时，余洪贵颤颤巍巍地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

□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张纪唐 王庆科 全媒体记者 郝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