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书橱，发现一叠花花绿绿的布票。愣怔片刻，我才想起，那年从乡下接父母进城，收拾东西时，见木箱里的一本书夹着布票，扔掉觉得可惜，就带进城。我并无收藏爱好，随手塞进书橱，就忘了它们的存在。

多么熟悉的布票啊，我一张张翻看，票额有大有小，最小一市寸，最大十市尺。布票的年份不同，文字图案也各异。岁月远去，它们五颜六色不减，固执地散发着旧时代的光彩，勾起我无尽的回忆。

布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那时物资匮乏，所有生活用品都按国家计划，由供销社统一供应。各种票证应运而生，布票、粮票、油票、肉票、糖票、棉花票、卷烟票、肥皂票等。

票证时代，制衣的布料凭布票购买。叔父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神气得很，走路衣襟都带风。供销社掌控物资供应，有实权，巴结他的人多着呢。

我家的布票寸寸计较，但也远不够用。富家后代，财富没能传下来，各种讲究却浸透到了骨髓。祖母大家闺秀，母亲小家碧玉，从小受熏陶，穷得喝浆子，也要鲜衣亮妆绷面子。爷爷是生产队队长，管上百号社员，若衣衫褴褛谁会听他指挥？四个妹妹女大十八变，衣服鞋袜跟着变。我呢，生来爱臭美，上学后更甚。唯有父亲忽视衣着，母亲骂他邋遢，时常帮他打理。所以，母亲老借布票，或拿粮食换布票。虽然家里粮食不充裕，只能勉强糊口，但母亲认为“饥饿事小，体面事大”。

母亲借二妈的布票最多，二妈缺钱，经常用布票换东西。二妈有三个娃，冬天衣不蔽体，手脚冻得像红萝卜，夏天光胳膊光腿，晒得如木炭一样黑。母亲借二妈的布票不用还，给一碗米或一升麦，又或是拣我淘汰的旧衣服给她娃穿。多年后，弟兄姊妹聚会，三杯酒下肚，免不了忆苦思甜，堂弟总会给我敬酒，感激我的旧衣服。

床头边那口彩绘木箱是母亲的陪奁，收藏着好衣服。箱内好衣服不多，平常我们舍不得穿，赶场或走亲戚时，才拿出来穿半天，回家后立即换下，折叠齐整了才放进箱里。为防止衣服被虫蛀，箱里搁了樟脑丸，樟脑丸可驱虫，但驱不了我。母亲下地干活，我就胡乱翻箱寻找硬币，凑七八分钱便去买画本。硬币不常有，布票却常在，总被我翻找到。

布票每年定额发放，人均三五市尺不等，过期作废。最少的一年，人均只发了三市尺，仅够成人做一条裤子。母亲视布票比钱重要，将其夹进一本书里，珍藏于箱底，买布时才拿出来，用剪刀沿空隙处剪开，小心翼翼地，生怕剪坏。

我个子长得快，特别费衣服，衣服洗后缩水，上衣套不了上身，裤子盖不了全腿。母亲只好筹钱买布，给我制新衣，我的旧衣服便给妹妹们穿。至今大妹还翻旧账，抱怨是穿我旧衣服长大的。我费衣服还因为成天在外上树下水，摸爬滚打衣服就遭殃。裤子最先破，前露膝盖后露屁股，露膝盖没人笑话，露屁股却羞死人。有一次滑大青石，屁股突然感到凉凉的，原来裤子滑破了，我只好背着双手遮住破洞。小伙伴们夸我学干部模样真像，哪知我是遮羞呢。上衣则是双肩最容易破，割牛草、扯猪草，背篓天天如影随形，衣服还没褪色，双肩却开洞露肉了。

深夜煤油灯下，在娃娃们起伏的鼾声中，母亲找来布料，熬夜补衣。睡梦中醒来，我常见母亲飞针走线，灯光把她的身影投在墙上，也永远铭刻在我心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小娃娃就长高长大了。成人后的我，每每想起母亲挑灯补衣的情景，就心头发热，眼眶润湿。

补巴衣服硌眼，巴不是补在衣服上，而是人脸上。不过，大家都穿补巴衣服，五十步没资格笑百步。因家中长子的优势，我极少穿补巴衣服。

制衣的布，有土布和洋布之分。土布手工作坊织，布面粗糙，颜色单一，非青即蓝，水洗后会褪色。洋布工厂机织，布面细腻光滑，颜色多样，而且不褪色，有各种花卉图案。穿洋布衣服，精神又体面，但价格贵得多，那时的农民一般都穿不起。

我们家爱穿洋布衣服，还买有灯芯绒、华达呢之类的高级洋布衣服。祖母是我们家唯一穿土布衣服的人，老式斜襟长衫，与时代格格不入。她念旧，对土布怀有深情，祖上屠宰业起家，靠织染业发达，曾富甲一方。织染业时期留存下来的织机、染房、染缸等物，成了她炫耀家族辉煌历史的实物。

20世纪70年代初，公社供销社的货架上，陆续出现的确良、的卡、凡尔丁等化纤布料，不褶皱，不缩水，结实耐穿，还有弹性，但价格昂贵，两三块钱一尺，让人望而却步。挣钱犹如针挑土，点灯都怕费煤油，怎敢奢望穿化纤衣服呢？但追赶时尚的母亲，总有办法让家人穿上化纤衣服，引领乡村服装新潮。

母亲明白，年终决算没指望。她挖麦冬、麻玉儿、过路黄等药材，卖给药材收购站；养母猪，母猪产猪崽，最多一胎产十二只，卖了近两百块钱；李子熟了，背去乡场卖，一次也能收入二十块钱左右……除去柴米油盐开支，钱都换成了我们的身上衣。母亲不仅让我们穿新衣，还穿出了时代风尚。那年夏天，妹妹们一身花裙，灿若朝霞，整个乡村好似都明亮了起来。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穿奇装异服以示高洁，想要超凡脱俗。我也爱臭美，却无法脱俗，见公社广播员穿凡尔丁布长裤，裤管笔直，羡慕得直流口水。我纠缠母亲，说十三岁不小了，说初中快毕业了，各种理由齐上，也要穿凡尔丁裤。母亲悄悄给我十块钱和三尺布票，让我放学后，自己去供销社买布。那时，十块钱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不是小钱。我把钱藏在贴身衣兜，感觉沉甸甸的。我深知这钱来之不易，它浸透着父母的辛劳汗水，不时摸一摸，生怕不小心掉出来。途中遇到父亲去公社粮站送征购粮，我唯恐被他窥破秘密，招呼也不敢打，一溜烟儿就跑掉。

父亲不喜欢土里刨食的生活，但养家糊口压力山大，迫使他把目光投向土地之外。当兵不成，参工没份，从医无门，万般无奈之下，他学了裁缝手艺。裁缝属于农村五匠人员，可以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但要向生产队交纳定额费用，才能享受社员待遇，参与粮食和财物分配。

拜师学艺两个月，父亲就独立裁剪、缝纫、制衣。当缝纫机像动听的山歌，在堂屋“扎扎”响起时，十里八乡的人，都拿着布料而来。父亲为他们量体裁衣，遇到疑难就翻阅《服装裁剪缝纫技术》。父亲聪明，又勤奋好学，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缝纫师，顾客越来越多，收入水涨船高。一向骄傲的叔父，自愧弗如。有红白喜事的人家，制衣量大，又要赶时间，便叫人搬运缝纫机，请父亲去家里制衣，好吃好喝，待若上宾。

最忙是春节前，布料堆积如山，天天有顾客来催工，都要在新年穿新衣。父亲没日没夜地赶工，忙得走路带风。母亲将家务活儿交给妹妹们，给父亲当助手，折边、熨烫、锁扣眼、钉纽扣。我也被父亲强按在缝纫机上，干锁边之类的简易活儿。夜深人静，家家入梦，唯独我家灯火明亮，机声不歇。如果没有高考，我大概会子承父业，成为乡村缝纫师。

1979年我考上大学，母亲买了供销社最好的布料，父亲熬夜赶工缝制，的确良衬衫、的卡中山装、翻毛领华达呢短大衣……行走在大学校园，我一身行头毫不逊色于来自城市的同学，唯有脚上的千层底布鞋，在他们锃亮的皮鞋面前相形见绌，举步畏缩。高考前，班主任为我们打气鼓劲，“穿草鞋穿皮鞋，在此一搏。”我有幸搏得穿皮鞋的命，却还没有皮鞋穿。一夜翻来覆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写信回家，很快就收到汇款，穿上了皮鞋。

改革开放后，布票完成了历史使命，宣布退场。成衣流行，供销社隔壁的服装店生意红火，各种布料、款式的衣服都有。裁缝生意一落千丈，父亲惨淡支撑了两年后转行。父亲的缝纫手艺没人继承，一如祖先的财富没能传承一样。那台蝴蝶牌缝纫机，二妹搬进城，偶尔做些缝补之类的活儿，至今还在效力。

香港回归那年，我接父母进城生活。春节前，妻子给父母买了新衣服。看母亲换新衣服，乐呵呵地像小孩，我不由得想起儿时，情难自禁，鼻子阵阵发酸。

年复一年，积少成多，母亲的大衣柜爆满，不让大家再买衣服，但妹妹们依旧我行我素。母亲很生气，训斥她们乱花钱，伸手打人，但举得高落得轻，打得妹妹们嘻嘻哈哈的。母亲无奈，添了一排组装式简易衣柜，可很快又挂满了。

父母的卧室，像服装仓库。我动员母亲，捐赠部分旧衣服，接济困难的人。曾经受穷的母亲东挑西拣，却件件难舍。

□常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