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

在深圳石岩的一家电子厂，我每天机械地重复相同的工序，努力倾听耳旁的南腔北调，吃水一样的粉汤。

故乡这时已是深秋，而我还穿着夏季的白衬衣和淡蓝色的牛仔裤。早晚时间，我会去厂门外杂货铺供人休息的场地坐一会儿，也会在那里打个电话或写封家书。有时，还会和同车间的一个湖南男孩去镇上逛一圈。那个男孩名叫阿华，比我小，有一张漫画里美少年一样的脸，笑起来没心没肺的样子。阿华比我先进那家厂。那天，我跟在主管身后，避开一张张冷漠麻木的面孔，就看见阿华站在一架床前对我粲然一笑。我还给他一个善意的微笑。

工作中，阿华给了我很多帮助；闲暇时，他也会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因为刚进厂，带去的路费已所剩无几，虽然囊中羞涩，但他每次买油粑时都会给我买一个，我去买时也不会忘了他。于是，两个青涩的少年，满足地吃着油粑，站在11月南方的街头，放声玩笑。我情绪低落时，不爱说话，阿华就陪我在夜市上漫无目的地游荡。他总爱一手搭在我肩上，晚风吹乱他的头发，他边走边不停地对我讲话。很多年以后，我早忘了他那湖南普通话的腔调，可他当时说的内容，我至今还记得。他说他的亲戚朋友都在塘厦，春节过完他就过去，让我也跟着过去。最后，他又对我招牌似地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话他是对我说的，又像是对自己说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灰褐色的眼眸里有一抹明净的忧伤，跟我一样。

那天下班后，我准备去杂货铺买个信封。刚出厂门，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那个在我童年时代经常出现，长大后又逐渐淡去的背影。我兴奋地大声喊叫，“伟儿哥”。

伟儿哥是我大姑的幺儿，他要来看我，我爸上次在电话里提过。在那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呆久了，即使听到乡音也会喜出望外，何况是伟儿哥，那个在我们大家庭里榜样般的人物，那个在我3岁时给我叠纸帽子，在我5岁时带我去看小人书，在我8岁时教我做暑假作业的兄长。伟儿哥笑盈盈地朝我走来，我们就在杂货铺外找了个空位坐下。

“出门前，舅舅一再叮嘱，叫我一定来看下你”。伟儿哥说。我喝着伟儿哥买来的水，傻笑着。

伟儿哥问我要不要跟他去坑梓，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伟儿哥说，“老家的人都在那里，也好有个照应”。

这时，阿华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打好饭不见你人，到处找，怎么坐这里来了？”笑着说完，他打量了一眼坐在我对面的伟儿哥。

“阿华，这是我表哥”。

“伟儿哥，这是阿华，这段时间他一直帮助我”。

听说阿华对我很好，伟儿哥自然感激，又买来水和零食招待阿华。

次日上午辞了工，我就回寝室收拾行李。阿华一直躺在我的上铺，没有动静。我以为他睡着了，就没叫他。我背着背包出门，不自觉地回头，看到阿华正趴在床铺上眼巴巴地望着我，充满了忧伤和不舍。我本来雀跃的心跟着也有些黯然。于是，我走回到阿华的铺前，在他摊开的手心里放了五块一元的硬币：“实在找不出什么东西，这个，留作纪念”。

我想，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付出的情谊都渴望能得到回应，何况是那样不设防的年纪。阿华先是一愣，然后翻出纸笔，快速写完交给我。我看见上面是一连串的电话号码和联系地址。

“这上面有能找到我的所有的联系方式，深圳的，湖南的……”说着，阿华的声音低了下去。

最后，我们相视笑笑，就像刚认识时那样。在我转身离开的瞬间，我看到阿华的眼里有闪烁的泪光。奔向新生活的是我，当时我不见得有多么不舍。

伟儿哥在厂门外等我。他接过我的行李，我们跳上一辆中巴车，兴致勃勃地离开了那个灰墙铁门的所在。

很多年后才明白，生命里出现的一些人，只能见一次。有些城，也只能去一回。不是不想再见，只是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把我们隔在了那些人、那些城之外。

车到坑梓时已近黄昏。苍茫的暮色里，是一排排整齐的厂房。风，吹得我有些发冷。

转眼我进新厂工作已一个月了。跟原先的厂相比，新厂的环境较差，工作时间长得变态，每天加班到凌晨四点，次日早上七点又要打卡上班。好处是生活在老乡中间，不用说蹩脚的普通话，很自在。

有了吃苦的准备，食堂像猪食一样的饭也能咽下。白天上班瞌睡来得实在不行，就借故去洗手间，有次蹲着蹲着，一不留神就坐到了便池上，幸好便盆里的水是一直冲着的。凌晨回到宿舍，伟儿哥看到我灰头土脸的样子，叹道：“早知这样，就不该带你过来，可能呆在原来的厂还好些。”“你不要这样说，是我自己要来的。”我故作轻松地笑笑。提着水桶去底楼冲凉，去晚了又要排好久的队。睡觉是天大的事，哪还顾得伤春悲秋。

有一天深夜，我还在车间加班。一个小时前，我和一个老乡蹲在原地歇气，被忽然进来查岗的主管逮了个正着，主管不由分说，上来就踹了老乡一脚。因为伟儿哥一个亲戚的关系，主管没对我怎样。但看到瘦小的老乡被踹得一个踉跄，我心里还是忍不住难受。如果没有那点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那一脚我也逃不过。正当我独自郁闷时，伟儿哥兴冲冲地一路小跑进来。我知道他是给我送吃的来了，除了油粑，应该没啥别的了。但他却在我面前，变戏法似地拿出一个保温盒。

“从老乡那里带过来的面条，还热着呢。”伟儿哥笑着说。

我欣喜地接过保温盒去了休息室，揭开盖就闻到一股家乡的味道。其实，那面条再普通不过，就是加了葱花，猪油的清汤面，可就是那样一盒面条，却让我怀念了很多年。在伟儿哥含笑的注视里，我喝光了最后一口汤。

深圳的冬天，在寒潮来袭那几天异常寒冷。每天清晨我们穿过长长的堆着木条的厂区，冒着寒气去排队打卡。凌晨四点，披星戴月地走进冲凉的卫浴房。我感觉自己全程都是闭眼完成的。临近春节时，我感冒了，刺骨的风见缝插针地灌进一贫如洗的男工宿舍。同寝室的工友早已跑得无影无踪，难得在那样的生存环境下，他们还能保持火一般的生活热情。我独自躺在床上听歌，头疼欲裂。那年听得最多的是王杰的《回家》，总听得我鼻子发酸。

过完年，又继续开工。伟儿哥托人把我调到了一个工作相对轻松的部门。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我遂决定回家。

“要不重新找个地方试试？”

“我想好了，不了。”

知道我很执拗，伟儿哥没再劝我。

“那想好回去做什么？”

“可能，学点什么技术吧。”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我也很迷茫。

领了工资，留足路费。把剩余的钱都留给伟儿哥，知道他那时急需用钱。伟儿哥死活都不肯接。我问，“我们是不是兄弟？”他愣在那里，眼神很复杂。后来，他来信说，一个人在外闯荡那么多年，深知人情淡薄，我让他很感动。

说了不用送，伟儿哥硬要送我去车站，听说车要晚上才走，就先陪我去吃午饭。

“下午就不用来了，车说不定什么时间就走了。”

伟儿哥没有说什么。不过，晚上下班后，他又跟表嫂一起赶过来，陪我去吃了晚饭，然后去超市给我买了在车上吃的零食和水。

很多年以后，我的眼前还能闪现一个画面：伟儿哥搂着表嫂，朝我挥手。四周是一片静寂的黑暗，一切都变得无声无息。

那年以后，我和伟儿哥有好几年没有见面。

2003年去深圳见一个老朋友，顺便去下沙看望伟儿哥。他还是那样神采奕奕，多少年来都没有改变，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那天，我穿了件火红的圆领衫，七分牛仔裤。

“变了，很好。”伟儿哥注视我好一阵，才开口说。

万里晴空下，我们都笑了。

□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