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

时光匆匆，父亲离世已三十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却宛然如昨，尤其是在节日时，父亲的身影更会频繁在我脑海闪现。或许，这便是每个人生命中的宿命吧，即便年至耄耋，对父母的情感仍会如初。

一

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近乎完美，他勤劳、善良、上进、正派，总是尽心尽力地引导子女踏上人生正道……在他身上，似乎很难找到一丝瑕疵。但有一件事，却让我对父亲的好印象大打折扣——父亲打死自家狗的事，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原谅他。

在农村，养狗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每户人家的狗都有名字。我们院子里，大伯家的狗叫“黑儿”，三叔家的狗叫“赛虎”，老八叔家的狗叫“黄儿”，锅盖家的狗叫“干叫叫”……那些关于狗狗的往事，总是令人心生感慨又难以忘怀。

其实，狗的性格与主人的性格颇为相似。我们家养的狗，就没有别人家的狗那般“恶、凶、阴险”。

赛虎凶悍无比。一旦有人路过三叔家，它便上蹿下跳，狂吠不止，甚至还会往路人身边蹿，把人吓得够呛。黑儿则阴险狡诈，它会悄无声息地蹿到你身边咬一口就跑，或者狠狠撕咬你一口后，再跑到远处狂吠，仿佛被咬的不是你，而是它。这种狡猾的狗，最让人害怕，也最让人厌恶。至于狗的性格与主人家是否相似，小时候未曾思考，但长大后，便明白了许多道理。

我记忆中，家里曾养过几条狗。除了大姐出嫁后不久走丢的那条帅气的黄狗外，最后养的是一条白黑相间的花狗，父亲给它取名为“花儿”。花儿长相普通，但很忠诚。我读书回家时，它总会跑到我身边，摇着尾巴，十分亲热。尤其是我读师范期间，长时间未回家，我还没进院子，它就会跑来迎接我。

这条狗养了多少年，我已记不清了，但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它与我们共度了最艰难的时光，如家庭成员一般，与我们同甘共苦。然而，就是这样一条有情有义的狗，父亲却因身为生产队长，要带头打狗，而不得不将其打死。那时我在县城读师范，没有机会阻止父亲大义“灭亲”的行为。我已记不清是寒假还是某个周末回家时……反正我一回家，母亲就把煮好的狗肉给我吃，说是专门留给我的。我十分惊讶，不敢吃，也不想吃，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反感。我一度对父亲心生怨恨，他为何要这样做。

我后来才知道，父亲作为生产队长，他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如果不这样做，全生产队的打狗任务就无法落实，他也会受到批评，甚至可能挨处分。父亲打死自家的狗，实属无奈之举。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我便逐渐原谅了父亲。

从此，我们家再也没有养过狗。

二

读师范时，有一次寒假回家，我经历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懵懵懂懂，不明就里。因为不明白，也不敢轻易询问父亲，再加上母亲经常责怪父亲，我就更不敢轻易去问了。

这件事直到父亲去世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有时我真的很愧疚，未能在心理上给予父亲支持，让他如此孤单。

父亲是生产队长，在农村人眼中算是当官的。我也因此被戏称为“官二代”。作为生产队长，队里的大事小事，父亲都会管。即便不归父亲管的事，也会找到他。似乎父亲是这个生产队的大能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父亲还会遭到辱骂。如今想来，父亲这一生过得真的很可怜。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他不过是上传下达罢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农村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大姐当上了大队书记，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农村干部的不容易，也似乎更能理解父亲当年的处境了。

记得那是我读师范的最后一年，家中经济最为困难。有时我需要生活费，父亲还会去别人家借钱。如三叔是个剃头匠，生活比我们家稍微宽裕一些，父亲硬着头皮说好话向他借钱。父亲最难以启齿的就是家里缺钱，向别人“下矮桩”。因为大姐、大哥、二姐相继结婚离开或分家，母亲又因右臂长了一个毒疮，烂了将近半年，四处求医问药，都没有解决问题。母亲在病床上的呻吟，一次次撕扯着父亲的心。他不是医生，无法为母亲减轻病痛，也不是能挑重担的人，无法为母亲分担一丝重量。

母亲的病是怎么好的，我不得而知。大概是拖着拖着，病情慢慢好转，而大家的注意力也渐渐转移了。如今想来，真的是心痛，我那苦难深重而又可怜的母亲！

三

有村民到我们家吃住的事，直到父母去世，我都未曾问过。记得刚从学校回家，就发现家里来了客人——一对母子，孩子只有几岁。母亲拖着病体，全靠左手劳作做饭。家里母鸡下的蛋，父母向来舍不得吃，母亲却拿出来煮好，给那个孩子吃。饭中一般都会混着红薯或洋芋，但因为是客人，是村民，母亲忍着病痛也要顾及情面招待他们。

当然，这也是母亲后来经常与父亲吵架的原因：“当个生产队长，净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弄到家里来，哪有那么多粮食招待他们，自己家都不够吃！”

是的，父亲知道，有些村民没有吃的，跟我们家没关系，是他们自己不劳动，导致上顿不接下顿，一旦没吃的了，就找理由到我们家里来，哪有这样的道理？

那位带着小孩的妇女在我们家吃住了一周才走。想来，难怪家里没有钱供我读书。父亲这个生产队长当得实在窝囊。后来，我也跟着母亲一起埋怨父亲，怎么不拿出魄力阻止这样的事发生。可父亲永远用沉默应对我和母亲的责难，或许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性格使然。他作为一名生产队长，队里的人吃不上饭，他似乎觉得这就是他的责任；人家来吃、住，他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善良和担当，是父亲固有的本性，直到他生病去世，都没有改变过。

但这些都没用。我出生的地方，是个既不靠山也不邻水的浅丘之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的人还不多，大家都靠包产到户的那几亩田地生活，一家六七口甚至七八口人，稍不计划好，一年的口粮就不够。

在我家吃住了将近一周的那对母子，我们后来才知道，是她家揭不开锅了，借着家庭矛盾，带着孩子到我们家来告状，让父亲帮忙解决。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父亲无法帮忙解决，就让母亲煮饭招待他们，让她消消气后，等其家人来接，或自己消消气再回家。

其实，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这样的招待，对于同样没有多少口粮的我们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母亲的抱怨是有道理的。面对窘困、无助与无奈，父亲只能任由母亲训斥。

按理说，这些在我们家混过饭吃的人，应该感激我的父亲，毕竟父亲一片苦心，没有白费，也没有白挨母亲的痛骂。可事实并非如此。

父亲因病去世后，有些人不但不感激，反而诬蔑父亲贪污了生产队的钱，这让我至今都义愤填膺。20世纪80年代末，乡村正经历从集体制向个体经济的转型，信任体系在利益冲击下摇摇欲坠。一个无山无水的地方，一个上传下达为乡亲服务的生产队长，一个和大家一样靠几亩田地吃饭的生产队长，竟被人诬蔑贪污，这是多么大的羞辱。

后来，我长大了，那些冤屈也渐渐淡了。因为从下到上，没有任何一级组织对父亲有过半点批评或处分，我也渐渐明白，那些流言蜚语都是无稽之谈。只是常常痛恨命运对父亲的不公，勤奋上进、正直善良的父亲，当过木匠、开过手扶式拖拉机和中型“翘屁股”拖拉机、承包过酒厂，却在五十二岁时，被病魔无情地带走。这是他不甘心的，也是我们痛心疾首的事。

父亲的离去，给我们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和打击。尤其是母亲，精神几乎彻底崩溃。此后，贫穷与苦难伴随着我们好些年。

这些与父亲有关的鸡零狗碎，何尝不是命运在乡村投下的影子。一个人的命运是否早已注定？这是我活到父亲当年这个年龄时，常常思考的问题，也时刻提醒我，该如何度过一生、教育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