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全森，年已耄耋，几经沉浮，淡看风云。性情豪爽，心直口快，人称“犟拐拐”。从事30余年达州地方志的编撰，著有《那年那月》、《烟云苍茫》、《为生命留言》。

“达州多少事，都记脑海中”，白云苍狗，世事如棋，居诸迭运照凡尘，莫让往事随人去，所以，今日“倚老卖老”，听我朱老汉为诸君摆摆达州往昔那些事。

袁济安委退役陆将少将邓占云任达县救济院院长，在西圣寺收养孤儿百余名。后经费不济，邓占云便把己业田产几十石变卖，捐作养孤经费。“三善堂”收的弃女也多。

“三善堂”施药，人们可以理解；养老，无具体资料；这“育婴”就难说了。这些婴儿，儿童“丢”进堂内其下落是个谜。堂内不法分子迷惑市民，不时让人抱出一个，时而说送几个到外地去读书、教养，据说还嫁了两个姑娘。谁人抱回去了的？谁人收养了的？送到哪里去读书、教养？嫁出去的姑娘在哪里？街坊人士十分狐疑。当时“三善堂”的大门面向柴市街，柴市街过往的人较少，“三善堂”的隐蔽活动市民知之甚少。

1951年春，城乡开展清匪反恶霸和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不少人揭发“三善堂”不法外国人冯虔敬等操纵教会，散布谣言、虐杀孤儿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即派干警入堂收集其罪证、控制其非法活动。1951年2月，达县天主教成立“三自”（中国人自己办教、自己选举神甫、自筹办教经费）革新促进会，一些爱国教徒，揭发、声讨外籍修女冯虔敬、全善乐等以慈善事业为掩护，勾结国民党反动政客、残害孤儿，进行特务活动等罪行，并协助统战部门、公安机关举办罪证展览，成千上万的人去参观，让广大群众认清帝国主义分子反人民面目。1952年2月下旬某日，达县在北门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揭发、控诉“三善堂”冯虔敬等残杀中国婴幼儿的滔天罪行，并提请人民法院严正审判。

1952年2月，川北人民法院达县分院公开审理了冯虔敬、全善乐、何清秀、林淑君四被告人虐杀中国孤儿一案。

比利时人冯虔敬，1922年到中国，曾在成都平安桥法国医院从医，后任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慈幼院院长，因虐杀孤儿，激怒群众，于1942年7月被赶走来达县，任三善堂修道院“长上”及若瑟医院院长。

法国人全善乐，1946年来中国，曾先后任康定公教医院和重庆仁爱堂助理医师。因虐杀病人激怒群众，于1950年5月12日潜来达县，任若瑟医院主任医师。

加拿大人何清秀，1947年12月14日来中国，曾任汉口万国医院和重庆仁爱堂医院医师。1950年5月12日来达县，任若瑟医院医师兼护士及三善堂修道院“副长上”。

德国人林淑君，1937年7月来中国，1938年5月9日来达县，任三善堂若瑟医院药剂师。

上列4被告人披着宗教外衣，从1938年以来，先后来到达县境内，以收养孤儿开展慈善事业为幌子，借行医为名虐杀中国孤儿。仅1947~1950年的4年间，冯虔敬、全善乐、何清秀、林淑君4人采取抽血浆、抽眼水、堕胎、打针等手段致人死亡者达239人。其中：冯虔敬致人死亡156人，全善乐致人死亡19人，何清秀致人死亡1人，林淑君致人死亡63人。同时,冯等4人还强迫中国7岁以上孤儿做苦工，使其得病不能及时治疗而致残者仅1951年现有的33名孤儿中就有29名,并将改为外国人名的中国孤儿张比勒德等27名运往重庆和宜宾等地生死不明。1949年12月,达县解放后,冯虔敬、全善乐、何清秀、林淑君又公开敌视中国人民政府。1950年11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率外国神甫和修道士夜里祷告：“国民党快转来”。当全区开展宗教改革运动时，又恐吓教徒说“在革新宣言上签名，就是背叛宗教”。此间，又隐藏法国间谍潘化隆分散在国民党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留存的药品两箱拒交人民政府。1951年6月29日，冯等4人又对中国修道士说:“三善堂不要外国管事，你们就要垮台，你们要小心”，公然大肆散布反动言论，公开阻止中国修道士和中国孤儿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组织。经川北人民法院达县分院公开审理，于1952年2月12日，以虐杀中国孤儿、草菅人命等罪分别判决：将冯虔敬、全善乐、何清秀、林淑君驱逐出境。

其后，天主堂由人民政府接管，开办达县专区医院。

监视队与监视哨利用有线电话传递情报。偏远的南江监视哨备有电台。达州境内各监视哨的主要任务是日夜监视空域，接收传递湖北巴东防空监视队和陕南等地防空情报。

尔时，防空司令部、防空指挥部、监视队、监视哨、县防护团接受、传递空袭情报主要是用有线电话。县防护团向区、乡（镇）防空分支机构传递防空信息全用乡村有线电话。

敌机从武汉、宜昌机场起飞，湖北临川的防空监视队即发出信息。川东城口、巫溪、巫山、奉节、彭水等防空监视队即时对空监视，若飞向四川即发出预警信号，达县防护团即利用城内天主堂钟楼大钟发“预袭警报”：“当--当……”敲钟3分钟；敌机入川距城二三百公里即发“空袭警报”：“当、当当……”敲钟2分钟；敌机临城100公里内即发“紧急警报”：“当-当……”连续敲3分钟。各县使用的警报器因地制宣。信号由防护团规定。乡场多用敲铜锣，大声疾呼。

此外，县防护团还规定有毒气警报和火灾警报信号。

抗日战争期间，“打警报”、“躲飞机”，令城内民众惶惶不安，动辄流血殒命。只要听见天主堂预袭警报一响，市民心情紧张起来，部分市民扶老携幼向郊区疏散；空袭警报发出之后，部分商店歇业关门，市民纷纷疏散；尤其紧急警报一响，人心惶惶，市民从北门、小东门等处涌出，飞奔中山公园和北岩寺等地避难。防护团即实施交通管制，夜晚实施灯火管制。

个别人对“躲飞机”心存侥幸,结果罹难。

1941年8月30日，今北外镇张金村有个叫金汝威的人结婚，家里大人忙收谷子，叫我去送情坐席。上午10时过出门，当我走到今插旗山村张氏宗祠处，就看见9架敌机成“品”字形由西飞来，俯冲投掷炸弹，那震耳欲聋的飞机轰鸣声和炸弹爆炸声，令四邻猪舍里的生猪都咕噜咕噜叫个不停，浓烟升空，乡民齐呼“城里的人又遭了！又遭了！”

这次，敌机投弹20枚，据传轰炸主要目标是通川桥，桥没遭难，炸毁滩头街、城南三里坪、梧桐梁等地部分房屋，并用机关枪扫射，城内死4人，伤数十人。东北乡农民李如义、张正孝进城卖柴，运柴船停在通川桥北面州河边，李、张中弹身亡，木船受损。

我有个堂姑住在滩头街上排今肉市场出口处，姑父余崇荣在外工作。这天，她养女润芝把午饭煮好了，听见发“紧急警报”叫她快跑，她不以为事，仍然睡觉。待解除警报之后，润芝回屋一看，我的那位堂姑腹部中2弹，已是气息奄奄。润芝飞奔到正南街今农业银行处告知唐姓亲人。待两位唐姓叔父跑到滩头街进门一看，人已死了，财物一空。

“跑警报”、“躲飞机”，不只是城里人的苦难，乡场、城郊农民也深受其害。我这里只说两件事。

1940年5月21日，3架侵华日军飞机在今通川区蒲家镇吊钟庙投弹2枚，农民李崇贵在犁田，大腿和臂部受重伤回家死亡，耕牛腹部重伤死亡，另伤3人（达州市共有5件乡场农院被炸事件）。农村人进城交易办事也深受其害。1941年6月初有个星期天，我父亲背一小背篼洋芋和两升麦子进城卖了买盐，我也随他进城，当走到野茅溪上面孤老院时，听见天主堂发空袭警报，滩头街、锅厂梁等地的居民纷纷往北跑，我父子俩也只好转身往回跑，提心吊胆地跑到吴家沟桥头把背篼寄在族叔朱万才家里空手回家。

1942年，美国空军飞虎队陆续进驻四川，挫败了侵华日军空军的嚣张气焰，敌军不敢贸然入川了。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各防空监视队（哨）相继撤销。各县防护团随之停止活动。

现在再来说“三善堂虐杀孤儿”一事。

清光绪年间，达县有“同德堂”、“养育堂”等慈善事业机构。民国中期又有“十全会”办理多项慈善事业。

清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1901-1911），达县巨富天主教徒傅辛君德资助天主教，捐白银5000两、街房64间，建立“三善堂”（三善：指施药、育婴、养老）。（这傅辛君德人称“傅寡母”，其夫姓名不详，据说祖籍不是达州人，出身于广州一医药世家。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研制“戒烟丸”畅销于世，获利丰富，成为巨富，病逝之后，傅辛君德回到达县“广行善事”。死后葬在今“长城饭店”后面营盘坡，原广播电视台址，坟墓规模宏大，1950年墓毁）民国1921年傅辛君德之女傅恒忠从法国留学回达县，带来外国数名女修女，傅辛君德又捐田地6公顷，煤矿1座给“三善堂”施医馆做基金，在今大北街会府开设“普爱医院”，设育婴、施药、养老三部，时人仍称“三善堂”，由比利时修道士美菲尔德主持日常事务。1923年由德国戴修女接办，增设外科。1926年达县“仁济医院”并入“普爱医院”。次年，达县人傅天佑将大北街、大东街房屋11间和西外、麻柳、福善等乡田产23公顷捐赠给普爱医院。1930年普爱医院迁大东街今达州市中心医院门诊部处。1941年在大东街建砖木结构五层楼房1幢，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更名“若瑟医院”，达县人仍习惯叫“三善堂”，设内科、外科、五官科、化验室、手术室、共有医护人员21名，设病床30张，由比利时修女冯虔敬负责。

天主教本是合法宗教，“三善堂”施药、育婴、养老也是好事善事，“若瑟医院”治病救人无可厚非，天主教办崇德小学为杜会培养造就人才还算有功，广大教徒立身行善也算有德。可是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个别不法教徒披着宗教外衣，在慈善面纱的掩饰下，替殖民主义者搜集情报，掠夺中国资源，侵犯中国主权，虐杀中国同胞，那就大大有罪了。

旧中国，农村生产水平低下，一遇天灾人祸，贫苦农民卖儿卖女、弃婴现象时有发生。1936年达州大旱，丢儿丢女甚多，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