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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亲情·友情 ——兼论张爱萍将军的人格魅力 版次:06  作者:  2020年01月09日

1987年9月,张爱萍回达州与乡亲们亲切交谈

1942年,张爱萍与夫人李又兰于苏北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张爱萍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陈国衡

2020年1月9日是张爱萍将军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本报特刊发四川文理学院巴渠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陈国衡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乡情·亲情·友情——兼论张爱萍将军的人格魅力》以飨读者。

在人们心中,张爱萍将军是一位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武将。他出生在大巴山区,是巴人的后裔,“巴人武好斗”见诸史册,张爱萍勇武自不消说,他显赫的战绩令人佩服,令人崇拜。他一生都在战斗,与军阀斗、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与侵略者斗、与林彪“四人帮”斗,但对同志、对人民、对部属就如丝丝春风、泓泓清泉,透过他那内现智慧的眉宇,剑眉下温文尔雅的气概确有儒将风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坦诚、耿直,敢碰硬、敢言真,展现了一代军人的人格魅力。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他所处的环境和家庭、社会影响。张爱萍的家乡罗江口,在长江上游支流州河岸边。州河分前河后河,到它的中段形成一个漏斗口,罗江口因此而得名。大巴山山连山、岭连岭,座落在巴山南麓的张家大院被松林和箭竹包着,这里风光迤逦,民风淳朴,张爱萍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大巴山的妇女勤俭,吃苦耐劳是出了名的。张家的两位女性即张爱萍的祖母和母亲便是典型。祖母姓伍,娘家是离张家不远的伍家湾的,刚嫁过来时,张家很穷,娘屋人讥笑说:“你们张家的房子还赶不到我们伍家的猪圈”。祖母奋发图强,开荒种菜,每天天不亮就挑菜到街上去卖,挣了些钱。张爱萍的母亲也姓伍,她登记在花名册上的名字叫张伍氏,乡亲们亲切地喊她“大娘”,大娘不识字,然而会“口搭算”。她一面操持家务、一面经营醋房、染房,染的布拿到市场去卖,逐年积累,发家致富,新修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故居”这幢院子。

张爱萍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从小就习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了农业劳动,劳动人民的朴实品德哺育了他,使他少年时期就养成了刻苦自励、不畏艰险,敢于同旧势力斗争到底的性格。

少年张爱萍,性格倔犟,不流俗套。父亲要他练字,就给他买了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字帖,叮嘱他照帖写。他比较喜欢柳体,照帖临摹了些日子后,自己又借了几本临摹,渐渐觉得照葫芦画瓢没有什么意思,索性丢开字帖随心所欲地写,不久被父亲发现了,“你怎么不照帖写了?”张爱萍顺手拿起一本字帖对父亲说:“他这是照啥子帖写的?”弦外之音,最早的书法家是没有字帖写成的字嘛!父亲一时语塞,半晌才说:“你这是‘鬼画桃符’”。

以后,张爱萍在漫长、曲折的革命生涯中没有冷落这“鬼画桃符”,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他用来书写推翻旧社会的宣言;长征路上,他用来书写传播革命火种的口号;抗日战场上,他总是习惯用毛笔书写军令、军规和安民告示;“文革”前夕,他率队去农村搞社教,用刷子在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由于这不间断的纵笔泼墨,逐渐形成了凤舞龙腾、姿秀神雄、飘逸潇洒而气势磅礴的“张体”,他的题字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许多博物馆、纪念馆、艺术馆、旅游胜地都有他的墨宝,并且漂洋过海,被一些国家首脑及海外友人收藏。

张爱萍除了书法雄视当代,他的摄影艺术造诣很高,诗词的成就尤为显著,这与他少年时候在家乡的学习有关。张爱萍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讲了个故事:古时候有个姓张的,大雪天到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写了一首诗:“天地一笼统,路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老师说这叫“打油诗”。

张爱萍听得如痴如醉,他用心琢磨这通俗耐听的顺口溜,同时暗下决心,他姓张,我也姓张,他“打油”,我也“打油”,并比他打得更好。参加革命后,“打油”成了他的一大嗜好。行军途中他用诗写出所见所闻;战斗结束,他用诗记载作战过程;游览名胜,他用诗描绘景物风貌借以抒怀。他的诗明白晓畅,寓意深刻,藏克家称他是一位震烁当代的诗豪、巨匠,称他的书法、诗词、摄影“三美并于一身矣”。可张爱萍却说,自己是战士,不是诗人,所写的诗只不过是遇事、遇物有感而发,即兴抒怀,戏称是“打油”打出来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达州这个地方,堪称人杰地灵,“三友”文化现象,实属全国罕见。张爱萍、魏传统、杨超,同学、同乡、同时参加革命,建国后在军界、政界身居要职,且不说职位高低,在文学艺术界,“三友”是闪烁当代的文化之星。

张爱萍的人格精神体现在明达磊落、睿智超群,不争功、不诿过,坚持真理、敢于直言。

张爱萍的个性与彭德怀元帅很相像,刚正、耿直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张爱萍将军生前怀念彭总,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军旅作家东方鹤则称张将军是“‘大写’人字的人”,两位国防部长的耿直显示了中国军人的人格魅力。

长期以来,人们对彭总有一种偏见,认为他是一个爱骂人、训人不讲感情的人。其实不然,他对部下、对同志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只是对那些不正派的人不留情面,对那种当面说好话,背地里搞鬼、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深恶痛绝。

长征中,第二次攻打遵义时,军团参谋长邓萍到前沿观察敌情,不幸中敌冷弹牺牲,张爱萍向彭总报告,电话中刚说了一句,彭总就悲愤地吼道:“你们这些猪养的,狗养的,不怕死冲前去都死了算了……”接着“啪”的一声把电话扣上了。这是因为邓萍是他的得力助手,多年来同他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噩耗袭来,他承受不了,痛心所至。

长征结束后,张爱萍进保安“红大”学习,从前线回来的彭总百忙中去看他。彭总说:“我这个人好批评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熏天,有批评过头、骂得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反批评!”张爱萍说,自己做错事后,真想挨顿骂,心里反倒舒服些,说得两人齐声大笑。

张爱萍生就一副倔强脾气,小时候,他和哥哥同时考上本县初中,家里一时凑不起学费,把他留下来复读,他不去,当起了“放牛娃”,天天陪着牛儿读书。五十年代,当全国都在悼念斯大林逝世时,他说:“要接受苏联搞个人迷信的教训”,警惕说不搞一言堂的人正在搞一言堂。庐山会议,他因指挥西藏平叛去晚了,他从“简报”里佩服彭老总敢讲真话,会议结束后,他又钻进元帅冷清清的专机陪他一道回北京;“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公诸于世,他还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建议采用最高领导起进行自上而下内部整风的办法解决。

他被召进中南海,一位领导人劝着余怒未消的张爱萍:“你呀,听我一声劝,不就是‘路线错误’吗!你低个头,检讨一下,过去了就完了嘛”。

“没有错为什么要认错?”他脖子一梗,不以为然。

“别人也有这样的情况,不就是检讨一下就过关的嘛。”

“别人是别人,我是张爱萍。”

“你呀,非碰得头破血流不可。”

“碰就碰。”

“文革”中,一个造反派头头要打他,他顺手提起一个凳子自卫,谓日:“士可杀不可辱”。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要大。毛泽东评价张爱萍:“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带刺”,邓小平说:“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是褒?是贬?实是由衷地赞许。笔者在家乡、在北京,一谈起张爱萍,人们总是伸出大拇指,口碑皆然。

张爱萍将军经历了“文革”磨难,在林彪、“四人帮”的指使下,一伙“革命群众”冲进了病房,连骗带拖地把他押走了,关在了一个连周总理也找不到的地方,他挂着“三反分子”的牌子被拉去游斗,坐“喷气式”,1967年,张爱萍被投进了监牢。这个用校舍隔断的牢房被封堵得严严实实,连窗户也没有,他终日接受审讯斥骂侮辱折磨。他在凌辱冤屈里煎熬着,但绝不悲戚。

在那四壁漆黑的一方斗室中,张爱萍熬过了五个寒暑。他凭着长年养成的习惯,思绪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大鹏,沿着历史的长河翱翔,重新俯视当年与战友们踏过的足迹和鏖战的疆场,过去那些哼过的诗句又跳了出来,在黑暗的牢房里闪烁。他不地写啊写,写在报纸边角上,塞在破烂衣物里带回家中。

他浮肿了,肿得完全变了样,皮肉都透亮了,他还在支撑,写字、跑步、做体操……他咬紧牙关,挣扎着活下去,他要重新站立在天地间!

1972年林彪仓皇出逃丧身后,张爱萍走出了牢房,但仍被“监护”着。远在广东丛化养病的张茜惦念着亡夫陈毅的战友、兄弟张爱萍,惦念着他的身体和他伤残的腿。她爬山砍伐制作出一根黄亮亮缠着细密红绳的手杖,端头还系着个精巧的红穗穗儿,张茜让儿子陈昊苏专程送到:“告诉你张叔叔,要站起来,走起来!路还很长,我们,当他的手杖。”

张爱萍持着那根手杖,又披挂上阵了。他攀登秦岭,深入大巴山,视察三线,部署战机,激励民心、鼓舞士气,对国防科技工业战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科研和生产渐渐恢复了往日生气勃勃的景象,一切正直的人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而那些造反起家沉溺于派性泥潭的头头和他们执掌大权的黑后台都恨得痒庠的,针对他的大字报、大标语又多起来,张爱萍遭到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蛮横批判。

大会小会,张爱萍硬是不认“罪”,抱着“要斗就斗,要批就批,我坚定不移,要不就摘掉我的乌纱帽或杀头。”

“左派”们下了狠心,他们在北京先农坛体育馆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会后,张爱萍写下了:

群英八千不展眉,

沉默不语忧安危。

“右倾翻案”帽子飞,

“今不如昔”罪名追。

听狂吠,大棒挥,

“革命左派”乱世魁。

莺歌燕舞瞎鼓吹,

山河破碎又问谁!

厄运中的张爱萍又被送进三0一医院,他躺在病床上回味着这一切,有苦涩,也有温暖。他忘不了在蹲监狱的时候照顾过他的看守、战士;忘不了医院同情保护他的医生和小护士;忘不了国防科技部门的科研人员、工人寄来的支持鼓励信;更忘不了聂荣瑧元帅亲自来医院探望,拉着他的手说:“爱萍同志,我们的好同志……”

透过那人妖颠倒,黑云压城的严冬,他听到了正义的声音,看到了同志、战友的真情,同时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春天的曙光。

纵观当今世界,巨龙腾飞,中国已经由大国转变为强国,其中“两弹一星”伟业举世瞩目。

张爱萍自1956年开始,便和“两弹一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深深爱上了这壮阔的事业。他同科学家们交友,狠抓计划的落实,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尖兵”式卫星上天,到洲际导弹发射,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显示了他的领导艺术和组织才能。他说,我们有了核武器,敌人就不敢轻易动手,他把这称“打狗棒”,有了“打狗棒”就有了还手之力。在向国防高科技领域的冲锋中,他的右胳膊跌断了,疾病也一再把他纠缠,但他咬咬牙,从病床上爬起来,继续拼命地去铸造那支“神剑”。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有了“神剑”,有了国防现代化,才能斩断侵略者的魔爪,才有实力去遏制战争。

张将军从少年时代投身革命起,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他呕心沥血铸炼“神剑”,就是为了实现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回顾历史经验研究未来战争”,这是张将军经常讲的一句话。

1987年,离开家乡58年的老将军回到故乡。这次回来,他非常高兴,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他一再打招呼,参观视察要轻车简从,不搞铺张浪费。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面带微笑,向成百上千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有时把手杖挂在手腕,拱手问候:“乡亲们好!”

将军以孝悌传家。回乡的一个下雨天,将军拜谒母墓,站在母亲坟前,任凭雨水浇淋,他老泪纵横,归来写下了:“难全忠孝多少恨,此生堪可慰娘亲”。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名人不在于他的名气有多大,而在于他对社会的贡献。”张爱萍将军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国防科技事业,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千禧年,筹建“神剑园”时,我们去拜访他,他表示,故居那幢院子已经送给当地政府,办学校也行,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行,千万不要搞成纪念馆,我们那个地方,是革命老区,又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要宣传、弘扬红军精神,充实、提升“两弹一星”文化。根据他老人家的意愿,当地党委和政府以“故居”为依托,修建了“红军文化陈列馆”,还准备充实“两弹一星”文化内涵,建一个国防现代化互动基地,使“神剑园”成为名符其实的红色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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