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三年正月，勒保以总统兼四川总督，专事清剿，清军云集东乡，又有桂涵、罗思举两支乡勇充当清军前锋。乡勇通晓民情，信息灵通，熟悉地情，对白莲教武装的活动构成极大威胁。二十三日，王三槐、徐添德率部进入通江，攻占通江县城，杀知县涂陈策。随即转战巴州、营山、仪陇等地。三月，陈兵达县西南边境石梯坎，渠县静边寺、岩峰尖、贵福驿、涌兴场、三汇场一带，连营120余里。宜绵唯恐达县有失，急忙调兵回防达州城。

三月，清军当局采纳龚景瀚“坚壁清野”“剿抚兼施”之策，对白莲教武装的军事行动予以致命的制约。

龚景瀚随宜绵入川参与军事，对清军、乡勇、白莲教武装有极其深刻的研究，优势、劣势、利、弊，攻、防，剿、抚有比较性的分析，写了一篇《坚壁清野议》和一篇《抚议》。

《坚壁清野议》开宗明义地指出：自白莲教举事以来已历两年，至今尚未平息，有人认为是朝廷兵力不足，于是“调邻省(之兵)，增新兵，募乡勇”，以多为贵。“仓促募兵，但取充数，非市井无赖之人，即穷苦无聊之辈，纪律不习，技艺不精，心志不齐，胆气不壮，遇‘贼’则有鸟散耳……”，乡勇守护乡里很勇敢，如果要他离乡远征，又受身家和妻室儿女牵挂，加上平时没有享受到政府的点滴恩惠，一旦要他外出卖命，是难以从命的。对乡勇恩宠过甚“则玩而骄”，约束严了“则忿而散“；有的乡勇头目“浮开名数，冒领钱粮”。“况且兵勇多，则粮饷广，粮饷广，则运转难。国库钱粮虽多，耗费千万在所不惜”，“而民间之疲于挽输（搬运），困于差徭者不知凡几矣，文报有站，粮运有台，军营之移徙，使节之往来，其侠马不能不资于民力。近地不足，调之远处州县，虽官府给了价值，马数百匹，道途之费，守候之费，津贴之费，司事者口食之费，皆派之里下”。不廉洁的经办人员又从中舞弊，天长日久，老百姓穷困不堪，社会又会生乱。“况且将领不能约束兵丁，所过甚于盗贼，乡勇从而效尤。激而生变，是所忧者不独在邪‘匪’也。”

龚景瀚进一步指出，目前大军清剿有几大难处:白莲教武装奉行“流寇战术”，“因粮于民”……窜无定向，亦无定期，往来自如。“我之进退，反不能自主，‘贼’合而我兵不得不分，‘贼’分而我兵遂不能复合。焚掠裹胁，‘贼’愈杀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剿则无以为守，守则无以为剿…… ‘贼’势益张，兵气益馁，日延一日，事恐不可问矣(问题就更大了)”。

各地人民逃避，城池空虚，主要是民心不安，地方官员无主见，百姓无依靠。当务之急是安定民心，“民志固则‘贼’势危，使之无所裹胁，多一民即少一‘贼’矣。”百姓安居，使白莲教武装无所掳掠，必须要实行“坚壁清野”办法：“责成地方官巡行乡邑，晓谕居民，团练壮丁，建立寨堡，使百姓自相保聚；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练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寨登陴①，相与为守。民有所恃而无恐，不至于逃亡。”

实施“坚壁清野”之策必须整饬吏治。选贤任能，专司其事。砖石木料匠役之费由政府开支，只有壮丁侠役由民众承担。对其中贫困民众给以口粮“以代赈恤”。各寨堡选用能人经理。其次，则清查户口，整编保甲，实行联保联坐；训练壮丁，编为部伍，武器枪械政府给价，勤加训练，使其各有所长。

各寨积贮粮谷，寨堡之中建仓数间，由政府出钱将富家囤户之粮悉行收买入仓，无者买于邻近各乡。官兵经过，即以此粮供支。“贼”至闭寨。壮丁守陴，按名给粮，毋令家食。其鰥寡孤独、贫乏残疾及家稍充而实无粮者，准其照册分别赈借，乱定之后，逐年清偿。地方政府筹措经费，对所有筑堡、挖壕、建仓、买粮、备置军械、一切守御器具，及搭棚，盖房之费全由官府供给。唯仓粮之数由政府派官掌管。所耗官粮除政府承担部分之外，不足部分“匀摊于堡寨居民，(乱定之后)分为十年或八年随(田)地征还”。

实行“坚壁清野”之策有十大好处：可以“保全良民，潜消‘贼’势；可以制负固之‘贼’；可以保障州、县；可以不设粮台，官无转运之费。民无搬运之劳，省台站之费；可以省兵，兵省则差徭亦省；保甲制度严密，奸宄无处藏身；剿抚兼施，兴教化，可以使个别人改恶从善；无事之时，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时，画地而守井如也”。

龚景瀚所著《坚壁清野议》最后从利害两方面作了辩证比较论证：筑寨、建仓、屯粮、备置军械、训练壮丁、安置贫弱……肯定花钱，劳民，“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费……今州、县大者，筑寨堡数十处，小者十余处。一省所办不过三四十州、县，裒多益寡(取多余的以朴不足)，合计每省不过用银一百万两而已……较之养兵，养乡勇，每日需银百万两者，其费何如?”况且还没完没了。只是买粮费用太多。但是，粮分储于寨堡，与储于州城、县城，无多大差別。“其余借项，分年带征归款”。有人认为实行“坚壁清野”事务繁琐，但与调兵、遣勇、转运粮草，吊生恤死，安置失业难民相比较，还算简便。再则，“兵愈增而差徭愈重，师愈久而扰累亦多”,长此下去，百姓见‘贼’将不逃而合矣”。

龚景瀚接着又写了篇《抚议》，主张剿抚兼施。他通过实际调查，发觉白莲教起义武装之中的领导者、骨干成员当然是白莲教信徒，这些人“入教既久，心性俱迷，信其矫诬之词，妄作非分之想，不惧不悔，视死如归，冥顽不灵，非可以情理化导者也”。其中有少数“富者畏祸，贫者贪利，(入)邪教以避灾、得财”，听信了这些邪说，一时不察，盲目信从，参与其事。这些人平素并无不良行为。他们误入歧途。一经有人举报，乡勇将其抓获之后，想侵夺其田宅家产，“以多杀为功……妇孺骈诛，其存者不得不栖身‘贼’巢，以为苟延性命之计”。

有不少精壮百姓被教徒裹胁之后，強迫令其拜师入教。胁迫他们去杀人放火。“押令随行，与官兵相遇，授以戈矛，驱迫前进，仓卒打仗，官兵亦无从辨识……”，他们想逃逃不出。即是逃出来，被乡勇、官兵抓获之后，不听申辩，即行正法。这样一来，他们从‘贼’之心益坚，而‘贼’之所以日多。《清史稿·仁宗本纪》载：宜绵等“分募乡勇入伍剿‘贼’（嘉庆二年秋，皇帝）诏曰：“闻‘贼’每逼平民入夥, 迎拒官军，官军报捷，所称杀贼多系平民，非真‘贼’也，故日久无功。领兵大员，尚其设法解散，勿令玉石俱焚。”接着又下诏：“自教匪滋事以来，迫胁良民，楚毁田舍。民非甘心从‘贼’，欲逃无归，归亦无食。亟宜招抚解散，而非空言所能收效。应如何绥辑安插，令勒保询之刘清②及他良吏，筹议良法，俾可施行，速具以闻。”其后又诏告天下：“自古惟闻用兵于敌国，不闻用兵于吾民，自相攻击，屠戮生民。朕日夜哀怜，几至寝食俱废。百姓极困思安，以劳思逸，谅必一见恩旨，翕然来归，钦此。”

但是，被裹胁者多不识字，即是遍贴《诏》告，教众防守甚严，难以知晓。龚景瀚建议于两军对垒之际，官兵树大旗“招抚难民，从‘贼’营逃出者，或被盘获者，无论是‘贼’是民，曾否杀人放火，均不得擅杀，送交地方官问其姓氏里居，愿留者妥为安插，归藉者酌量资送。风声传布，孰不求生”?并实行奖赏办法。此外对各省参与起义的教徒和被裹胁的百姓要区别对待，“其来归者量为迁移，方可相安无事。”

徐添德起事于达县之初，就遭到地主武装的反击。亭子铺人卫国平是明朝“三朝元老”卫承芳的后裔，他组织“义勇与徐部交战，斩杀了徐添德的父亲和女儿”。达县人杜茂材，在安徽省某地任州判。嘉庆元年秋“解饷至川”，归家省亲，值徐添德起义，便组织义勇平乱，擒杀教首何三元，“又请自造军火，动用木瓜铺、金垭场各社仓积谷作为军饷。地方官上报朝廷，准留本州领管乡勇”，他主持在金马坪修木栅以栖老弱，设卡十七处御敌。其后，鉴于木栅易朽，倡捐三千多两白银，助修石寨一座，纵四里，横一里，建哨楼二座，凿水井六口，造枪炮千余支，又在大寨东南一带督筑小寨七十余座。嘉庆三年，杜茂材“协同官兵击‘贼’共十一战”，擒‘贼’毙‘贼’首十一名，全境倚之得安。”

注释:

①陴:本指城墙上的矮墙、女儿墙，引伸为寨。

②刘清，字天一，贵州广顺人，由拔贡进入仕途，初任四川冕宁县丞，代理东乡知县。其清名为四川之冕，体察川民疾苦，知道白莲教众起义是“官逼民反”，他主张招抚、劝谕教众归顺，免遭清军屠戮。白莲教徒对刘清也怀有幻想，总认为他是爱民的清官。所以嘉庆皇帝令宜绵等去征询刘清实行剿抚兼抚的具体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