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作文指导课，内容是“写信”。乡村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是玩着智能手机长大的一代，从来不曾见过手写的书信，也许他们的父母也少见。于是，我将家里仅存的一封信带到讲台上。

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位朋友从广州写来的一封信。长条形的印着单位名称的牛皮纸信封，右上角贴着两枚25分面额的邮票，用深蓝色钢笔书写的收信人地址和姓名，字迹龙飞凤舞，颇为狂放。因为年代久远，四张信纸变得薄脆，稍有不慎，吹弹即破。我用投影仪展示信封和信的内容：问候、日常生活的简述、对前景的担忧、对朋友的牵挂祝福。台下几十双眼睛注视着屏幕，默读着这封信。读完后，有个孩子疑惑地问：这封信是一件文物吗？

我暂且不去探究中国书信的起源，那是一段三千多年的古老历史，有着丰富的史料和故事。我在黑板上写下“鸿雁传书”这个词，讲述苏武牧羊的历史故事，阐释古人“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的思念和苦楚，同时描述古代传递书信的多种形式：飞鸽传书、驿站传递、商人捎带、烽火传递……我又回忆起自己经历的书信年代：绿色大门的邮电局、街头的绿色邮筒、送信的绿衣使者。一件件尘封的往事，如同老茶遇到沸水，瞬间被激活，在记忆中上下翻腾，幽香如缕。

在我七岁那年的春天，一个桐花簌簌的黄昏，编着长辫子的她穿着碎花外衣，背靠着青草地里的水桐树，轻轻地抽泣着。桐花不时从树上落下来，打在她的辫子上，浅紫的乳白的桐花，散发着微微的芳香，让那个黄昏变得忧伤而漫长。她一手拿着一封信，一手擦着眼泪，她在我的祖父面前哭了，她抖动着信纸，一字一句地读给祖父听。端着水烟壶的祖父不开腔，一个劲儿地抽着烟，烟壶水“咕嘟咕嘟”地响着。我远远地看见她手中满满的一页红色字体，已经被泪水洇成模糊的一片。她是村里媒婆介绍给我叔叔的对象，叔叔是一位英俊的军官，也许不想应承这门亲事吧，就用红笔给她写了一封信。

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知道这世间还有“信”，两个相隔遥远的人可以通过“信”来联系。我也是从那一次懂得，如果你要与某个人绝交，就用红笔写信，那叫绝交信。后来，很多年过去，我教的六年级班上，一个男生用红笔写了一封稚嫩的情书给一个女生，遭到女生无情的嘲笑。我找到躲在校园角落哭泣的男生，和他谈到这封信的几点不妥，第一点就是不该用红笔写信，那表示绝交。男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方才明白自己有多鲁莽，此后男生发奋读书，成绩迅速提升。如今男生女生都已长大成人，即便他们不再相逢，也一定还记得少年时代那封不需要邮寄的红笔信吧！

刘叔是我年少时认识、熟悉并亲近的邮递员。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常在学校放假时带我去煤矿玩。在父亲居住的矿工小四合院里，住着多户矿工家庭，其中就有刘叔一家。听父亲说，刘叔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矿工，他在井下作业时失去一条胳膊，不得不提前办理病退，工资很低但从不抱怨。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矿区建设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多名职工、三千多名家属的报刊、信件等，需要去五公里以外的小镇邮电局办理，极不方便。闲不住的刘叔在办公大楼要了一间小房子，于1980年春天办起了邮政代办所，义务为全矿区职工家属服务。

刘叔的这个爱心创举，让他成为当年各级新闻媒体的报道对象。1982年的“五一劳动节”，矿工簇拥着，将悬着一只空袖管的刘叔送上专车，奔赴省城开会领奖。刘叔风雨无阻，坚守邮政代办所十四年，不收取分文报酬。直到1993年这个矿区彻底关闭，人员分散，他才恋恋不舍地关上那扇深绿色的木门。

我不曾往刘叔店门口的邮筒里投过信，但是记得从刘叔那里收到过学生刊物寄来的稿费单。邮政代办所门口的墙壁上，挂着一块小黑板，刘叔用粉笔写着收信人的名字，每取走一封信，刘叔就擦掉一个名字。少年的我，很羡慕那些写在黑板上的名字，渴望自己的名字也能写上去。直到有一天，刘叔把一张绿色汇款单送到我和父亲面前。

我是读高中以后，才真正懂得写信的。我和在城里读师范的初中好友通信，和报刊上认识的笔友通信，和平易近人的编辑老师通信。外出求学的数年里，我走动最多的是传达室，邮递员每天会在固定的时间段，将信件和报刊送到传达室。我必定如期而至，用心查看每个信封，唯恐漏掉属于我的那一封。假如一大叠信，没有一封写着我的名字，我必定满是“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的惆怅。假如有一封是我的，便会捧着信，如获至宝，小鹿般轻快地走到无人处，迫不及待地拆开——记忆中所有收到的信，口子都撕得参差不齐。

记得邮票价格是从1990年开始逐步上调，那个贫寒的学生时代，要保持与多位朋友频繁的通信往来，邮费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记得几位关系亲密的好友，总是会随信附上贴好邮票的新信封，那种无须言说的体贴，那份坦荡质朴的真情，成为彼此人生的记忆瑰宝。

中学时代，有过一个纯洁的书信往来故事。那是读高二的五月，麦子黄、枇杷熟的时候，我、小丹、燕子三个女生结伴去梅子家玩。梅子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山上，房前屋后种着向日葵和小麦，场院里的枇杷树结满枇杷。我们就在枇杷树下结识了梅子的堂哥，我们都叫他海哥哥。那时候，海哥哥在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读书，因为有事回家住些日子，趁着海哥哥在家，我们接连去了梅子家两次。我们四个女生和爱笑的海哥哥一起割麦子、摘枇杷，一起捕捉麦地里的鹌鹑，一起用毫无顾忌的笑声表达对这段时光的喜爱。

海哥哥返校不久，我居然收到了他的来信，是那所大学的专用信封，收信人写着我的名字。我仍旧把信封口子撕成犬牙交错状，取出信纸，却是折成两份的，厚的称呼处写着小丹、燕子和我的名字，薄的是单独写给我的。爱读小说的我，交出了属于三个人的信，藏起了薄薄的一页，尽管这一页也只是谈谈学习。我们就这样和海哥哥南来北往地写着信，似乎从来没说过什么重要的事，就那么闲聊着。直到有一天，海哥哥出国留学，从此中断了与我们的联系。很多年过去，山上梅子家的老房子已经坍塌，小丹和梅子相继去了城里。我们再没见过海哥哥，也不知他身在何方，更不知他是否记得那一年的鸿雁往来。

20世纪90年代末期，写信渐渐退出了我们的日常。我也跟着潮流走：电话联系、手机短信拜年、微信聊天……几次工作调动，几度搬家，始终带着那只老旧的脱漆木箱。那只泛着霉味的木箱里，装着我前半生的往来书信。终于有一天，一场洪水袭来，我在河边的家未能幸免，那只装载半生情谊和梦想的木箱，从此不知去向。

流水带走光阴，那个连接千家万户的邮筒，那辆跑遍城乡的绿色自行车，那个风里雨里的绿衣背影都渐行渐远，一些事物被时代遗忘，而当年的写信人，从此有了后来者无法抵达的星辰大海。

□邱凤姣（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