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重的父亲嘱咐我，他死后要葬在那棵李子树下。

父亲心心念念的那棵李子树，是他走上讲台那年，亲手在校门口种下的。而今，它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固执地站着，仿佛要把其影子深深地钉进土里。

在这所村小，父亲做了33年的教书匠。

在这33年里，他像那棵李子树一样挺立着，他原本有很多机会换个位置，或换种方式生活，最终却选择扎下根来，没有挪过半步，一直到退休。

这所村小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玉皇村小学，其前身是九大队小学，成立于1965年。建校之初，却找不到能执教鞭的老师。那个年代，在识字率不到千分之三的大巴山地区，老师是稀缺资源。父亲高中毕业，在大队文凭最高，顺理成章被推上了讲台。

据奶奶讲，大队通知父亲到学校讲课时，他正和社员们一起挑粪。听到消息，喜不自胜，赶忙回家换了一件土蓝布衣服，振衣提领，昂然走上讲台。这一年，他25岁，正是激越奋发充满梦想的年龄。他的薪水等同于“全劳力”的收益：每天计工分十分，另加补贴。工分由大队统一计算，补贴由主管部门支付，每月大约12元。父亲直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他的补贴在12元停留了五年，后来陆续升为18元、22元、28元、32元、58元、108元，最后是286元。

父亲是民师（民办教师），没有正式编制，有一份自留地。土地包产下户后，他又多了一份责任田。他吃住都在老家熊家沟。熊家沟是地理上的概念，政治上的概念是九大队八队，一个出产稻谷的偏远之地。父亲既是老师，也是农夫，还是篾匠。他很早就掌握了竹编技艺，会编背篼、竹席、渔笼、凉席等。我们家小孩的书包不是布做的，全是父亲用竹条编的。繁复的技艺，熟练的手法，精细且实用。

天一亮，睁开眼，父亲就不得不像陀螺一样旋转，迈着比风儿更匆忙的脚步，既操心着乡村教育，也操心着家里的农事。他早早起床，赤脚下田，割草、施肥、插秧，然后洗脚上岸，呼拉拉吃完早饭，腋下夹着课本，又赤着脚咚咚地跑到学校。他扑进教室，站在讲台上，裤管高高地绾着，腰板直直的，眼神炯炯的，没料到脚杆上会沾有星星点点的稀泥，衣服上会染上青绿色的植物汁液。他有时会在下课的十分钟趴在讲桌上眯一下觉，可这一眯却鼾声四起，地动山摇。上课的铃声响起都无法唤醒他，班长只好走上讲台，轻推他一下。他抱歉地冲学生笑笑，站起身，直起腰，大声说：“同学们，请翻开课本某某页。”

村小设有五个班，一个年级一个班。老师实行包班制，也就是说，一个老师包一个班，语文、数学、自然、体育、音乐全都得教。一个村小老师，得会十八般武艺，否则便寸步难行。对父亲而言，语文、数学操练多年，自然能轻松应对。对体育、音乐却很陌生，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得依葫芦画瓢，一边教一边学。

音乐课带给他的麻烦尤其大。他五音不全，嗓子又破又窄，一亮嗓子人家就笑。他便早早起床，来到我家后院那片竹林里练声。他喉咙伸得老长吊嗓子，“嘛嘛嘛，咪咪咪，啊啊啊”，练得非常辛苦。就这样，父亲在不知简谱为何物的情况下，学会了流畅的歌唱。他自编自唱的那首“上学勤念书，莫爬桐子树”，曲调简单，却朗朗上口，村人们传唱至今。

他还向姓黄的民间艺人学拉二胡，学费是五十斤稻米十斤腊肉。苦练一年，便操琴上台。老实说，他拉得并不好，磕磕绊绊，很不利索，可用来启蒙小学生的音乐艺术，应该是足够了。

我们都认为，父亲终其一生，会以民师的身份退休。哪知临近退休时，受到政策关照，他成功转为了公办教师。拿到转编文件那天，他异常兴奋，喝了一壶老酒，在讲台上朗诵了《沁园春·雪》。他的一位学生告诉我：那天，熊老师声音高亢，甚至可以说是歇斯底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像一个顽童。

而今，父亲乃一耄耋老翁，身体每况愈下，自觉大限将至，嘱我为他写一遍悼词，我洋洋洒洒一千言，他用笔一一删去，只留了几行字：青衫虽敝，犹存儒者襟怀；茧手虽皴，自具稼穑文章。务农则躬耕陇亩，不辞寒暑；教书是传道授业，夙夜匪懈。

□熊海舟（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