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经的座无虚席，到如今的门可罗雀；从曾经的红极一时，到如今的后继乏人。在达州的这片文化土壤里曾经绽放出绚丽之花、散发出特有魅力的巴渠河川剧，如今几乎完全淡出了我们的视野，陷入生存与传承的深度尴尬之中。

到底是艺术创作和传播方式上的局限，还是大环境下传统戏曲的必然衰落？是保护机制的亟待完善，还是艺术形式选择多样化的优胜劣汰？处于消亡边缘的巴渠河川剧还有没有拯救的价值和重新振兴的可能？纵然数十年前万人空巷的时光不复再来，但有一种情怀能直抵人内心的震撼仍在。本报记者杜晓辉历时三月，先后走访了二十余位和巴渠河川剧结下不解情缘的当事人，查阅了大量与巴渠河川剧相关的资料，采写完成了这篇《巴渠河川剧 笑渐不闻声渐悄》。本报从26日起，连续三日连版刊出该文，敬请读者关注。

旧习俗

巴渠河川剧经历年深岁久的发展，应市场需求逐渐形成一些旧的演出习俗。200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巴渠川剧史》，由被誉为“剧坛全才”的已故川剧花脸演员何光表撰写。书中提到，巴渠河川剧过去的演出习俗大致有：大贺戏、寿诞戏、神诞寿戏、踩台戏、迷信戏、堂会戏、点戏、打闹台、跳加官、登场、罚戏、挂红放炮、院坝戏。

打闹台又名打头牌，一般是在演出前为等候观众或地方头面人物进行的演奏。其过程大体是观众入剧场时，由二鼓匠（即打堂鼓者）擂击二鼓，之后乐队成员合奏“三吹三打”。“三吹”即锣鼓之中插入的三支唢呐曲牌。第一支往往是《汉中山》。曲牌吹毕，又接着打锣鼓。锣鼓打一阵后，又吹第二次曲牌。如是三次，既谓之“三吹三打”，其吹打时间长短，以打杂师（管事者）招呼“开戏了”为止。还有一种打闹台的方式，不用唢呐，只用打击乐器演奏若干串在一起的锣鼓牌子，其作用与“三吹三打”一样，为的是等候观众或头面人物。

罚戏，顾名思义惩罚，一般是传统表演艺术或剧情违背了常规（包括演出事故）就要受罚。主要是罚戏班或出差错的演员重演或重点一台戏。罚戏是不给钱的，因此无论演员或戏班，演出时都马虎不得。院坝戏，每逢天旱求雨或婚丧嫁娶，要请戏班唱戏。也有人为祈告神灵、求财求子，请戏班唱戏，谓之为“还愿戏”。这些戏一般在“万年台”或院坝中演，因而被概之“院坝戏”。

川戏班

相传明末清初，渠河一带普建戏楼，但当时依靠戏曲表演营生的艺人得不到社会尊重，被鄙视为“下九流”。如果戏曲艺人参加袍哥会不能进“仁”、“义”两堂，出席酒宴不能坐上席，特别是唱旦角的女艺人，更是朋友羞与为伍，族人不准其进祠堂，死后不能入祖坟，由此各地官方史志不记载“戏班”的事。而据现在能查到的文字资料是在清道光元年（1821）以后，才有了各地自办或集资办戏班演唱川戏的记载。到光绪、民国时期，各县城或场镇纷纷创办戏班，对于戏班的记载也就逐渐多了。

据《巴渠川剧史》，清道光年间（1821—1850），川戏在渠江上游巴河沿岸商贾繁荣的白衣、江口、坦溪、兰草、澌岸等场镇（均隶属现在的巴中市平昌县）普遍流传。同治二年（1863）通江县草地坝有兴隆班演出（隶属现在巴中市）。同治十年（1871），万源县大竹河街上创办了“鸣春阁剧社”（戏班）。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江县城隍庙改修结束，川东有名的“同翠班”到此唱踩台戏。民国九年（1920），“全龄科班”在渠县城演出。民国元年（1912），“全胜科班”在达县城郑家祠堂开戏园演出。同年，宣汉县“向茂春戏班”在县城和南坝场一带演出。民国十三年（1924），范先吉在大竹县城创办“竹阳剧社”（戏班）等，这些是渠河沿岸各县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川剧班社中的一部分。后来，有的县多达十几个戏班。

打玩友

渠河两岸的人喜爱川剧，闲暇三五成群交流学唱川剧过戏瘾，久而久之这种自娱自乐方式被俗称“打玩友”，延续至今。好打玩友者中不乏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如1933年12月至1938年10月，川军21军第四师师长范绍增两次带着玩友班入驻达县城。范绍增诨名范哈（傻）儿，嗜好川剧，爱打玩友，还经常到茶馆里和玩友一起打围鼓。奉命调离达县时，范绍增的玩友班就地解散，但他离开前给每个玩友派发50块银元，以作生活之用。

相比范绍增，国民党陆军163师师长陈兰亭的戏瘾更大，他的师部常年养有一个玩友班子，聚集了一大批技艺高超的艺人，自己是玩友班的鼓师，且技术一流，在国民党高级军管中亦属少有。陈兰亭本是袍哥大爷，占“义”字，他的部队实际上是一个袍哥集团。陈兰亭为满足嗜好，不惜重金邀请到多个戏班的“高人”，封其师部副官，以师部名义固定支付薪饷，薪饷等级视艺术水平高低而定，外界把这批人称为“玩友”副官。

陈兰亭玩友班上手琴师叫陈大毛，本名陈震权，广安县人，解放后在达县地区川剧团任琴师，1970年病逝。下手琴师龙春和，川南人，系陈大毛的徒弟，解放后在四川省川剧学校任老师。大锣先百川泸州人，大钹王少华江津人，二鼓邹明贵南充人，解放后先、王、邹3人在达县地区川剧团任演奏员。站场（小锣），一般临时找人填充。唱口有：马良玉，男旦，湖北人；曹锡山，须生，自贡人；马敦品，男旦，简阳人，解放后在达县地区川剧团工作；申玉松，须生，成都人，达县中学教师，不领固定薪饷，由陈兰亭送他一些钱作为报酬。解放后，陈兰亭居住重庆时，还经常到大梁子茶馆和玩友打围鼓。

研究社

清朝中、后期，达县城里没有固定的川剧演出班社，也无固定的川剧演出戏园子，但在每年农历正月过了，二月初二土地会前后，各地戏班应时而至，在南门外金华河滩搭露天台子演出，直到洪水季节到来为止。

民国元年（1912），广安县“全胜科社”在西赵家（赵固乡）演出，被达县城的绅士邀请进城，租郑家祠堂（永久粮库）建“绥乐茶园”演出川戏。次年，达县石桥乡王润堂集资在郑家祠堂附近新建一座“绥乐茶园”，作为全胜班的正式固定演出场地，王润堂遂成全胜班的老板，由此全胜班成为达县城第一家川剧班社。后来达县陆续出现的川剧班社有靖国军班、顾青山班、新华舞台、城隍庙戏院、长胜科社、达县川剧研究社、游民剧团。

达县川剧研究社是戏班名称，并非搞理论研究，是唱戏的班社团体。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达县城的玩友王少华、陈震权、先

伯川、龙春和、邹明贵、覃正东、马良玉、高代中、李汉群、胡文志、赖子康、杨国成、周代忠等人，在正南街（今翠屏路）的德光茶馆里成立了“达县川剧研究社”，由达县参议长曾继武和袍哥大爷龙养泉为社长。戏班成立后，曾继武和龙养泉出面找周旅长夫人协商，把她的戏箱行头租借给研究社作为底箱。本是戏迷的周夫人慷慨支持，将留存多年的戏箱赠给了研究社。

1949年10月，重庆发生“九二”火灾后，达县川剧研究社在火神庙（西街金地阳光大厦即其旧地）为受灾居民募捐演出3天，演出剧目《阳河堂》、《南明关》、《桂英打雁》等。募捐演出门票由曾继武、龙养泉出面摊派给各机关、驻军、商人、商贩。

川剧团

川剧团，是达州坊间对位于大西街原“达州市川剧团”的简称，该单位占地面积3037平方米，其中1221平方米的剧场可容观众1138人。2001年文艺体制改革，达州市川剧团、达州市歌舞团、达州市京剧团、达州市杂技团合并，组成“达州市艺术剧院”，至此“达州市川剧团”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称。一些爱好川剧的达州老人回忆，曾家喻户晓的“川剧团”成立于解放之初，该单位虽曾多次更名，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其“川剧团”。

通过聂绍红收集的《达县地区川剧团志》复印件，把时间拨回到1950年3月，原达县川剧研究社、游民剧团部分成员及玩友共计40余人，组建成新的达县川剧研究社，它是经政府批准组建的县一级专业戏曲表演艺术团体，演出地点在火神庙，与当时的京剧团共用一座戏台，川剧白天演出，京剧夜晚演出。后来，随着开展基层文化宣传的需要，1951年达县川剧研究社改为达县川剧改进社，1953年改为达县川剧团，1958年改为达县专区川剧团，1964年改为达县专区农村川剧团，1969年改为达县地区川剧团革命委员会，1971年改为达县地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川剧队，1972年改为达县地区川剧团，1999年改为达州市川剧团。2001年，达州市川剧团被合并前的最后一场演出是折子戏专场，演出剧目有《穿鞋定情》、《失子惊疯》、《杀瞿义》、《杀狗惊妻》。

在那个看戏比看电影更容易的年代，川剧团曾两次受邀进入中南海怀仁堂汇演。而如今，川剧团家属楼上的大字标语“弘扬民族文化，振兴川剧艺术”，仿佛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里曾有过浓厚的传统文化艺术氛围。

创辉煌

1958年，川剧团响应时代号召上山下乡巡回演出，共计为基层工人农民演出835场，其中城市271场，农村564场。此后，戏曲舞台艺术受影视艺术迅速发展的冲击，川剧团演出逐年减少。时至2001年12月川剧团被合并前，当年演出仅有20场。然而，自1950年剧团成立至被合并的这51年期间，川剧团创造过多次辉煌。

1966年由张文志、罗立容、曾宪元、胡嘉芝等7人参加四川省赴京汇报演出团，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了川剧团创作剧目《管得宽》，受到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陆定一、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合影留念。1983年，川剧团在成都公演《点状元》、《汉官怨》等剧目期间，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张爱萍两次观看演出后，在与演员亲切交谈时见到舞台上的宿铺称，“简单，作风简朴，具有老根据地的特色”。事后，张老秘书送来题词：“蓉城放光，巴山辉煌；川剧艺术，精神粮食；品德高尚，大力发扬；勤劳简朴，世代流长”。

1986年4月21日，川剧团在京演出由宋小武编写，文先贵、朱家祥导演的剧目《史外英烈》，受到首都戏剧界专家、评论家的高度好评。4月24日，中国剧协创作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和中国戏剧文学会联合召开了有37位专家到场的座谈会。5月8日，《史外英烈》应中央办公厅邀请进入中南海怀仁堂汇演。《史外英烈》在京演出期间，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视台分别录像和录音，《人民日报》、新华社、《戏剧电影报》等各大报刊发表新闻、评论、剧照。一时间，弘扬川剧成为戏曲界的重要话题之一，掀起了振兴民族传统戏曲文化的浪潮，川剧团也因此闻名遐迩，“圈粉”无数。

重交流

川剧团从不固步自封，经常与全国各兄弟剧种、剧团互相进行艺术交流与学习，同时还通过辅导带动各县级剧团进步，从而使达州境内的巴渠河川剧艺术水平得到整体提升，为传承民族传统戏曲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0年，四川文化厅举办“全省川剧老艺人示范演出大会”，达县专区川剧团被省文化厅邀请参加示范演出的老艺人有廖盛奎、刘学智、陈震权，同时派往成都观看学习的有文先贵、张莆秀、王家达。同年，达县专区川剧团到陕西省安康地区、紫阳、镇巴县以及汉中地区、西乡县巡回演出时，每到一地就与当地剧团进行艺术交流、技艺切磋。当年，专区川剧团还先后派出名演员董舫卿、梁成志、刘玉书、赖祥麟、彭少安，分别到开江、巴中、南江、平昌、通江的川剧团传授川剧技艺数月。

从1962年至1983年，川剧团曾选派文先贵、张文志等人去重庆参加“五专（五个专区）一市（重庆市）川剧青年演员进修班”学习；出胡永忠、蒲代吉、曾宪元等人到西安市向西安秦腔二团学习；徐金梅、周万秀、沈吉伟、付少康等人到北京，向正在京城演出的上海京剧院学习；冉瑞琼等人到广西桂林向广西京剧团学习；张文志、蒲代吉等到北京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学习；康仕金到北京参加中央文化部“第四届戏曲演员讲习会”学习。在这不断自我提升的21年里，川剧团的演艺实力得到业界高度认可，吸引重庆市、贵阳市、解放军铁道兵第八师宣传队先后专程来学习和移植川剧剧目。

办艺校

在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指引下，川剧团为让民族传统戏曲文化艺术得到更好传承，一直把培养接班人作为重要工作之一，通过参与新办培训班、艺术学校的方式，培养出大批新生力量充实达州各县川剧团，不断助推达州川剧艺术队伍的演出质量。

1958年4月中旬，达县专区召开的文化艺术跃进会上，各县要求达县专区开办川剧演员训练班。随后，达县专区发出同意开办“四川省达县专区川剧演员训练班”文件，并定于当年6月1日正式开学、启用公章，该“训练班”是解放后达州的第一个戏剧艺术专业教育机构。当年，川剧团团长马贵刚任“艺校”副主任，董舫卿、彭少安、赖祥林等10多位演员任教师，55名学员全是各县川剧团选送的青年演员，经过为期半年的训练后，当中一些人后来在各剧团担任导演、主演。

据1986年达县地区文艺训练班印制的内部资料《达县地区艺术教育史略》记载，达州创办的戏剧艺术专业教育机构应时代需要曾多次更名，被坊间习惯简称为“艺校”，仅招录过8批学员，校址不固定，培训期限不统一，川剧团前后指派数十名演员任教。1988年，“四川省川剧学校达县班”是达州创办的戏剧艺术教育机构的最后一个名称，因达县地区与四川省川剧学校协商达成，以“省川剧学校”的名义挂牌招生，学制4年，31名学员毕业后以“省川剧学校”名义发毕业证，该校位于巴山体育场西三楼，就是现钟楼对面中心广场公交站位置。1992年，“艺校”全体学员毕业分配到达县地区川剧团工作。（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 杜晓辉